时间退回到2010年,彼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教育领域难度较小的体制机制障碍已经搬掉许多,剩下的都是牵涉因素比较复杂、难啃的“硬骨头”,但挡在教育发展的途中,绕不开,躲不过。
5年前,教育规划纲要瞄准的靶子其中之一就有“解决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这是教育改革走向深水区的必答题。“简政放权”、“管办评”、“国家治理体系”,这些听起来晦涩的词语,拉开了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历史性的一幕,也在悄悄改变着老百姓的教育生活。
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针对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曾经作上述表示。
转变政府职能,这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设了有利的制度大环境,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
5年来,从宏观教育改革来看,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强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取得初步实效。取消下放21项教育行政审批事项,评审评估评价事项减少1/3。
省级政府、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全面开展。在“一市两校”率先启动综合改革的基础上,23个省份和100多所部属高校已按要求编制报送了教育综合改革方案。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迈出关键步伐,深入落实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动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理事会在高校治理中发挥作用。全国112所“211工程”高校(不含军事院校)全部完成章程核准发布工作。
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显著特征是决策层级上移,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由国务院印发,呈现了全面推进的态势。这样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教育改革的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犹如为教育改革带来清新春风。
创新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马达”
教育治理离不开三方:政府、学校、社会。我国的治理体系在发生深刻变革,踏着这个大步伐的节奏,教育管办评分离也在深入推进,寻求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在过去5年,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把“创新”两字当作了强劲马达。
在放权的同时,政府该如何创新管理方式?放权不意味着放任,政府将更多运用法规、规划、标准、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手段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计划调控的管理方式,逐步实现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治理的方式在创新:国务院出台《教育督导条例》,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设立教育督导局,独立开展督学、督政和检测评价工作,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遍建立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超过99%的中小学校实现挂牌督导。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要求,这意味着按照优化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改进教育资源的配置规则与方式。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投入1100亿元,改善义务教育薄弱校办学条件;累计安排资金43亿元,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教师给予生活补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相关改革事项,都体现了财政杠杆的作用。
“第三方组织”在当下教育界成为热词。引导高校面向市场主动调整专业设置和资源配置,对人才培养进行第三方特别是需求方评价。委托中科院、社科院等单位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中期评估。
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
5年前,教育规划纲要颁布,425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启动,试点项目针对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培养模式、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改革为重点,实行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从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5年来,教育改革在“深水区”平稳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取得突出成效,积累了经验、储备了政策,有的已上升为国家层面制度安排,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等一些重要领域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为今后5年攻坚克难积累了宝贵经验
就以办学体制改革为例,有几个“硬”数字能充分说明改革带来的活力:2014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5.5万所,比2009年增加近5万所;共有在校生4301.9万人,比2009年增加1236.5万人。5所高校获得授权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也在改革中得到重要突破,开辟了标本兼治的新路径。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内容和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等5个方面全面推进,着力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之内。全部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在提高,2015年,定向录取农村学生7.5万名,比2014年增长10.5%。
同样是获得90分的两个学生,哪个付出的成本大?比起分数,上海针对义务教育设计的“绿色评价指标”更关注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业负担、幸福指数等。上海在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改革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中国热”。
与“上海经验”一样,基层改革永远不缺乏创新的动力和鲜活经验。比如,黄淮学院之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浙江、上海之于高考综合改革。5年来,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呈现基层活跃、顶层设计相互促进,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相衔接的特点。就在这样上下同心、左右辉映的节奏中,教育活力正以前所未有之力度在释放,一个教育公共治理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公共教育服务提供方式在创新,悄然提升着老百姓的教育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