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不是添加的过程，而是一体化的过程。对于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来说，国际化首先意味着引入智力，将国际化、全球的视角纳入高等教育当中，从而调整当地的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提升教育质量，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生硬地添加，而应是相互融合的。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1981年美国人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第一次来到中国，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北师大校园里悬挂的红色横幅。这时，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高等教育已经将目光瞄向了世界。
2003年，白杰瑞成为了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那一年，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一个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分会”，以加深大学国际化理解、推动高校国际交流合作为目标的民间工作学术团体也正式成立。
又过了10年，如今的白杰瑞已经担任了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政策管理与社会科学系主任。不久前，在他参加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分会2013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时，这个成立仅10年的组织，其会员单位已经突破250个。
白杰瑞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历经30年的发展，如今中国高校与世界已经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国际化在此间究竟有何收获？又须作出怎样的思考呢？
国际化不是“添加”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从人员交流还是项目合作上，都与世界有了太多的交集。
1984年，白杰瑞曾在中国大学学习汉语。当时他所在的留学生宿舍与国内学生宿舍相隔很远。“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现象。”他说，而如今，高校里的留学生楼早已褪去了神秘面纱，中外学生的交流也再平常不过。无论是国外的人员还是项目，乃至于思想都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学校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满生透露，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总数已经达到1780个。1978－2012年，全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至2012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的人员有155.34万人，其中113.6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学习和研究。
于是，一个问题便出现了——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我们该如何权衡？
“国际化不是添加的过程，而是一体化的过程。”在讲演中，白杰瑞表示，对于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来说，国际化首先意味着引入智力，将国际化、全球的视角纳入高等教育当中，从而调整当地的高等教育目的和功能，提升教育质量，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生硬地添加，而应是相互融合的。“每个大学都不一样，每个地方也不同。国际化要以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体化流程。”
对于白杰瑞的看法，相信很多人都会赞同，但一味的“本土化”就一定合适吗？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尔思是国内第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者，然而就在不久前，他却在媒体上坦言，目前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反倒是被迫“本土化”。
刘尔思表示，很多学校都面对这一问题。例如，当课程体系、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出现国内外标准不同时，我们必须要服从教育部规范，甚至工资、住房、福利等也在其范围内。不适应这样的改革，中外合作办学就很难深入推进。
办学至今，刘尔思所在的机构共接受了国内外评估机构10余次评估，差不多每年一次。而海外评估标准又与国内标准不一致。“从监管角度来看，如果是海外权威机构已经评估过，教育部是否可以部分认可？”
“国际化与本土化需要相互适应。针对目前的国情，我们应该在民族文化上坚持自身特色，但在制度方面，我们多做一些‘添加’工作倒也无妨。”采访中，一位高校工作人员如是说。
发达国家，人才“强盗”？
“现在国际教育界认为，跨国教育和人才流动正经历一个人才外流—人才回归—人才循环的过程。最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科研环境改善，人才回归的力度加大；在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驱动，人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循环。”这是周满生在发言中，对于国际人才流动趋势的预测。然而无论未来人才流动如何，至少在现阶段，中西人才的交往还难以改变“一江春水向西流”的现状。
仅以美国为例，2013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门户报告显示：2012－2013年，被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中国学生人数从19万人增加到23万人以上，增幅近21%。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中国学生一直以16.5%的平均速率增长。
而在另一方面，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比例高达89.4%，2011年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82%。
“曾经有一种疑问，称在人才交流方面，富裕国家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人才的‘强盗’？”白杰瑞表示，即使放在国际范围内，大型发展中国家走出的学生，也有八成左右不愿意回国。而发达国家也在采取简化签证程序，放开工作机会等手段，提升自身人才吸引力。
他坦言，国际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发达国家其实应该对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一定赔偿。然而在现阶段，这显然并不现实。对于可行的解决之道，他表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发展网络合作和远程教育，增加教育合作者的数量，同时增加联合办学项目。但他同时也承认，这两种做法的效果依然有限。
“最有效的方式，首先是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学术职业，并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机制，同时提升学术界的自由度，这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归国率。”白杰瑞说。
在年会上，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表示，国内高校需要为高层次人才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是激发高层次人才创新能力的保障条件。
大学的国际间“校企合作”
另一种合作关系也不容忽视，那便是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校企合作”。而在这方面，国内高校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周满生表示，总体而言，我国在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特别是跨国公司所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存在较大缺欠。
麦卡锡公司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毕业生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为外企工作的技能，而相比之下，印度的该比例则高达25%。在中国160万名年轻工程师中，只有约16万人具有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
事实上，跨国公司对于培养中国学生是有一定热情的。周满生曾和同事进行过相关调查。在回收的对跨国公司的问卷中，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在中国大学设有专项奖学金，超过60%的企业在大学设立了某种形式的专项研究资金。“跨国企业对中国进行教育投资的力度总体上大于本土公司。”周满生说。
而跨国公司本身的一些特点，也决定了其与大学形成密切伙伴关系的必然性。
周满生表示，跨国公司具有全球战略目标，同时，它们与本土公司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导致其人才聘任与使用策略发生变化，更多地将中国从生产基地逐渐变为研发基地和营销中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同中国高校合作，联合培训高级人才、联办实验室等，这都表明人才本土化战略有助于促进密切伙伴关系的形成。
周满生坦言，大学与跨国公司的结合，要落实到课程改革层面，展现相关领域的科技发展动态，展现跨国公司先进的核心技术，并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把握教学的精髓。“精品课程的编制与讲授一定是一流教师和一流企业专家的共同参与。政府应尊重大学的自治法人地位，不应该对此加以行政干预。”
当然，对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万华表示，国内高校在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上比较差，因此高校与跨国公司的合作需要谨慎，尤其是在科研方面。高校科研人员一旦被跨国企业所用，大学商业化不可避免也会产生诸如侵蚀大学公共性等问题。
人才“逆流”还需要多久
一次，吉林大学负责引智工作的人员与国外朋友交谈。当他向对方解释自己的工作性质后，这位外国朋友笑了：“你们还需要引智吗？世界上最好的智力资源就在中国，应该我们向你们引智才对啊。”
在年会现场，这位工作人员坦言，这件事情让他有些尴尬，而这份工作也多少让他无奈。究竟中外高校的最大差距何在？我们距离人才“逆流”还有多久？
在采访中，马万华坦言，中西方大学无论从办学理念、治理结构、学术文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拿西方的大学说中国的事并不妥当。“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需要办大学，这就是本土化问题，借鉴别人的东西可以，但模仿不行。”
2010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的一番话，也解释了这一疑问。
“莱文校长认为，中国在培养新型人才方面，与国外最大的差距在于课程和教学。”周满生说，美国创新人才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在于通识教育，以及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加强文史哲艺术等学科的教育。“中国的教育缺少通识教育，从我们自身的课程出发，我们确实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学生过于封闭的教育，提升学生视野的广阔度。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