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通识教育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千万不要以为通识教育课就是各个学科的概论、导论，甚至看成提高文化修养的“风花雪月课”。本质上——听说过“通识教育”，但我们未必马上能把它与思政课、导论课、概论课相区别；见识过经典阅读课堂，但我们未必知其“对文理科学生要求一样”。
　　“接受通识教育的中国学生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尽管受许多西方学术的影响，但他们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天然地就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创造物。事实上，相比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对老师、学生有更高的要求。”中山大学主管本科教学的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如是说。
　　所谓“更高的要求”指什么？

　　无关“风花雪月”

　　老师在台上讲中国史中的先秦，学生要同步阅读《左传》原文；讲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也要求学生阅读柏拉图的论著和荷马史诗。
　　曾有一名理科生因为无法通过文科通识课，写了一封感人的信向老师求饶；也有修读心理学的外专业学生啃不动厚厚的四册英文专业教材，集体向教务部门要求降低难度。
　　这些都发生在中大的通识教育课堂上，如此之严格，在一些大学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在陈春声和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总监甘阳看来，“本质上，通识教育就意味着更高标准”。
　　2009年开始，中山大学推行了面向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共分为四大类：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类基础与经典阅读，迄今已经建设起近200门核心课程。本科生毕业必须修满12~16个学分，每类要求2~4个学分。
　　采用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模式，努力使每名学生都有思考、发言的机会；强调通识教育是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专业教育，采用课程多重编码的形式，让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必修课向外专业学生开放，考查标准一视同仁；抓好经典阅读，要求学生根据课程进度，阅读平行文献……中山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为了保证讨论课质量，每学期有数百名博士生以助教身份参与其中，该校还计划动用硕士生的力量（通过每学期1200份问卷调查，发现在助教环节，最受本科生欢迎者依次是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虽然通识教育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中，但陈春声表示：“千万不要以为通识教育课就是各个学科的概论、导论，甚至看成是提高文化修养的‘风花雪月课’。”

　　开课有多难

　　在开通识课的同时，中山大学的教务部门还使了一把“巧”劲。一方面，他们把原来公共选修课的16个学分用于开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这样不会因为推动通识教育而打乱原来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在前校长黄达人教授的亲自参与和督促下，中山大学的新生一入校就进行英语、计算机考级，考得好的同学可以减免英语、计算机这类公共必修课的学分要求，这样又“悄悄地”把一部分学分挪回到公共选修课上，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择。
　　此外，他们还打造了一些“双重编码课程”，将各院系部分优质专业基础课作为通识课向外专业学生开放，让原本50人听课的教室，接纳200人。
　　两个举动，不仅没有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整个教学格局也没被打乱。
　　尽管前期设计比较完善，但困难仍然潜伏在路上。
　　“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的大多数老师不是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己的大学阶段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系统的通识教育培养。”陈春声说，一些老师不知道通识课该怎么教授，也不明白应该如何使用助教，“最担心老师把通识课当成公选课或其他的公共必修课来教”；一些老师也没有完全认同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也有出现寄希望在通识课上多拿一些课时，方便日后评审职称的现象。
　　若干年前中山大学筹划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派出多位老师到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任客座教授，在美国讲授通识课程。但陈春声坦言，目前通识教育课的老师只有一半左右达到理想的状态，其中大多数是40岁以下博士毕业的年轻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专家组考查课程设计、培训中交流教学心得，更重要的是专家组听课观察等多种途径公认的合格人选。
　　“我们发现通识教育最好的老师分布在各个学院。”为了争取熟悉通识教育环境及操作方式的海归教师投身通识教育，陈春声、甘阳还留下了一个“鸿门宴”的故事。通识教育开办到第二学年，陈春声、甘阳发现理科老师所开通识课过少，便邀请有海归背景的理科各大院长喝酒，趁着酒意正浓，向每个学院摊派了三四门通识课的任务。
　　“当年通识课就是这样逼出来的。现在根本不用愁课源，下个学期的通识课程都已排好。”陈春声笑道。

　　中山大学成功了吗

　　不久前，美国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论坛》）发表了一篇介绍亚洲通识教育的文章Bucking Cultural Norms, Asia Tries Liberal Arts，文章的配图是多张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不分专业的精英化教育模式）学生学习、生活的照片，文章以甘阳的出场为开头，以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打造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结尾。
　　而诸多国内媒体也对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有过诸多关注。
　　那么，可不可以说目前中大的通识教育成功了？
　　“没有，绝对没有。”陈春声肯定地说。
　　“目前能做到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甘阳，我们还没有建设好通识教育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解释的理由出人意料，“一旦甘阳离开中大校园，我们的通识教育就难免会滑坡”。
　　这位擎起中山大学通识教育大旗的甘阳教授，在两岸四地的通识教育界首屈一指，他的人生有若干8年之说（8年在北京，8年在美国，8年在香港）。“我跟甘阳讨论过，希望能用8年的时间，使中大的通识教育达到一个高水准的常态运作的境界。”陈春声说。屈指算来，到甘阳入职中山大学8周年的时候，正好65周岁。
　　在陈春声勾勒的蓝图里，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不仅要与国际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平起平坐，还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岭南特色。“让毕业二三十年后的学生，都还能记得当年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听到的通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