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哈佛大学70多名一年级学生离开了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导论”的课堂，加入到影响日益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在给曼昆的一封公开信中，抗议的学生们表达他们对于课堂上经济学理论偏见的不满：“这门课程对于美国问题重重的低效经济，持一种特殊且有限的看法。”“由于您的课程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不充分，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路径。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比其他任何理论（如凯恩斯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之更广博、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曼昆本人并不认同学生对自己课程学术价值的质疑，他通过媒体表达了看法：“我所教授的经济学是一些主流观点，没有夹杂任何政治偏见。”但他对学生的抗议行为表示尊重，认为，能对这些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围绕“占领华尔街”运动展开辩论，对大家都有好处。
　　在崇尚标新立异的哈佛校园，上演这样的罢课举动本不足为奇。事实上，出走课堂的学生只占曼昆课堂上700多名学生10%的比例，且缺席学生留出的名额迅速被其他同学填补。这一事件也许只是曼昆教学生涯和哈佛校园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从此次哈佛学生公开信的内容和曼昆的态度，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世界名校光环下的课堂生态，并思考它对于大学教学的普遍意义。
　　第一，宽容的课堂氛围。或许我们可以指责这批哈佛学生对于学术观点的偏激理解和缺乏耐心，因为曼昆后续的课程就要讲解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学生期待的凯恩斯理论也会在经济学的其他课程中反复讨论；或许我们还可以指责学生们原本可更有建设性地与曼昆就有关问题展开深入辩论，而不是一走了之，失去了一次更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们得承认，这就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典型行为，诚如香港中文大学的老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先生在屡次与学生当面对峙甚至冲突后所说的：“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见2011年11月3日《南方周末》（副刊）之《真正的教者》一文）。大学教师需要有勇气和能力接受这样的挑战，唯其如此，学生才能获得真正成长的机会。在此我们看到，曼昆、高琨的宽容和学生的挑战，构成了一种有张力的师生互动模式！哈佛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师生都能理性地、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必阳奉阴违。
　　第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术言论。虽然我们不能推断华尔街的贪婪就是哈佛课堂的产物，但我们同样不能低估大学教学的某些细节或观点所产生的长远影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如果我能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是谁制定了该国的法律。”曼昆在他所著《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及一则有关的案例。1961年，曾有记者问约翰•F•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难道你不记得上过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了吗？”当时总统经济顾问小组是由一批受凯恩斯理论影响的人组成的。他们提出的减税建议是对凯恩斯思想的实践。学者在课堂上拥有法定的教学自由权，但是他们必须同时明白大学讲堂的公共属性——虽然听者不多，却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效应。学者需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审慎选择自己在课堂上的学术观点和表达方式。
　　第三，提供更加多元、平衡的学术观点。大学的知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职能，需要以多元化学术思想为基础。教师需要提供足够的机会让学生就不同观点和思想展开辩论。但这里一个最大的矛盾是：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获得尽量广泛的理论，同时又有机会去通过思考各类实践问题去消化这些理论？从曼昆编写的教材看，他为解决这对矛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避免大篇幅的理论介绍，代之以大量的案例、新闻和各类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教材里长篇累牍的理论介绍，可能让读者觉得乏味，而曼昆希望“学生在学完经济学的第一门课程后，将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并更有见解地思考新闻事件”。话虽说如此，个人观点与诸子百家思想、理论铺陈和实践机会，如何更好地平衡于课堂时空，依然是所有大学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
　　不管你信与不信，哈佛的学生确实拿课堂问题作为自己逃课和声援社会运动的理由了。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群体各具特点，而由理想主义、激情和偏激等要素混合而成的所谓“不成熟”言行，却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校园文化。通常，这些言行被视为学生发展过程中需要纠正的对象；但它们又何尝不是教育者调适教学内容、反思教育质量、构建积极师生关系的良好契机？！宽容、社会良知和学术包容性，不是简单的教学方法问题，它们关乎教师的学识和修养。教师自身的博大胸襟和深厚的学术底蕴是调控教学过程和师生关系最有效的力量，曼昆和高琨的故事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编者注：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