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总书记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深受鼓舞。总书记的信，对我们山东大学，尤其是对《文史哲》来说，既是光荣，更是鞭策。我们应该从国家文化战略与当今国内外形势变化发展需要的高度，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山东大学文史哲融通的优势，集中力量认真研究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回答好有关“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其一，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尤其是今年三月，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再次强调：“没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哪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也是时代主题。

众所周知，从司马迁《史记》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讲中华文明史，只能讲清楚三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虽有进步，往前讲清楚了四千年。但是，五千多年文明史还是差一千多年。现在，由于中国现代考古学一百年来的大发现与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我们已经可以用实物资料证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真实存在了。“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已作出了颇有成效的前期成果。但完整的科学论证，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文史哲》可以在这些重大课题上，集中力量推出一系列精品力作，让世界了解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让世界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绵延发展而又转化创新的必然结果。

其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与时代课题。由于特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与世界上其它古文明相比较，有共性，更有个性。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既分析中外古文明的共性，更应该全面总结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归纳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体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最深厚的历史依据，并向世界人民展示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三大体系”。

其三，2013年8月19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四个讲清楚”。而且总书记于2013年11月，又亲赴曲阜考察，就儒家文化发表重要讲话。我们《文史哲》应该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结合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考古成果，很好地阐释总书记有关儒学的重要命题。过去，我们研究儒学，着重点放在儒学产生之后，这自然是必要的。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往前追溯，讲清楚儒学为什么会在中国产生？儒学的内涵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儒学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基因是什么？儒学又如何进一步转化创新、提升凝练成中华民族精神的？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至今还未破题。我们山东大学《文史哲》应该在新的历史时代再次担当“马首是瞻”的学术责任，充分体现“当今儒学，舍我其谁”的气魄！

按照总书记回信的要求，我们山东大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上所讲三点粗浅的体会，仅是“国之大者”（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语）。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了，那么《文史哲》一定能够在新的时代再创辉煌，不负党中央、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江林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专家、习近平新时代《（新编）中国通史》“春秋战国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