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9月30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文章通过分析哲学与民族性语言关系之间存在的辩证的同构关系，对“汉语哲学”的普遍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具体阐释了汉语哲学普遍性的实现方式，回答了语境化表现的汉语哲学如何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哲学等问题。

文章指出，汉语哲学应关注时代提出的普遍性哲学问题，并尝试用汉语去言说这些问题，以此消除“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生成的历史语境。汉语哲学的普遍性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语言表达的哲学的互动中相互建构的。汉语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应重新定位汉语哲学资源与其他哲学资源之间的互诠互证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汉语哲学要想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哲学，需实现研究视域的转换，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范畴，并加强学科规范建设。傅永军教授坚信，汉语哲学的普遍性不仅不会因为特殊语言的特殊性言说而消解，反而会在不同语言的言说中变得更加丰富和澄明。不仅如此，汉语哲学也是在汉语言的特殊性言说中敞开自身的世界性场域。文章为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文章原文如下：

汉语哲学的普遍性

8月19日，《光明日报》哲学版刊发的孙向晨教授撰写的《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以下简称“孙文”）一文，全面地回应了汉语学界对汉语哲学的种种质疑，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汉语哲学的理解，读后多有启发。笔者虽总体上认同孙文的观点，但也有不少疑惑不解之处。反复思考之后，笔者发现，孙文中隐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源自汉语世界生存论经验的普遍性以及汉语所表达的本源性思想的源初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汉语哲学始终要使用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论方式表达自身对普遍性哲学问题的关注，普遍的哲学问题可以脱离具体而特殊的民族语言予以抽象的表达，似乎普遍的哲学问题一旦被具体表述在特殊的民族语言中就失去了普遍性，成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哲学和民族性哲学。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特别为那些质疑汉语哲学具有正当性的学者所赞赏。孙文中的这个矛盾之处，某种程度上对文章中所阐述的核心观点造成了一定的反噬后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任务：如何理解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汉语哲学是否会因为自身特殊的语言呈现形式而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消解在特殊语境之中？

的确，在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与表达方式的特殊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近代伊始，欧洲哲学的标准语言是拉丁文，英语和德语都曾经面对这种紧张关系。随着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的哲学家不断使用英语和德语进行写作，让哲学的普遍问题和基本概念以非拉丁文方式呈现，英语和德语才逐渐成为被普遍使用的哲学语言。今日倡导汉语哲学，自然也会面临上述问题。只有让汉语不再仅仅以哲学史方式叙说已经历史性存在的中国哲学问题，而是使用汉语去言说时代提出的普遍性的哲学问题，使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和持续涌现的新的哲学概念获得汉语表述方式，“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生成的历史语境才能被消除，在“中国哲学”概念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汉语哲学”概念的正当性也就顺势得到说明。汉语哲学不仅不需要去语境化，相反，哲学的普遍性问题就应当在有着特殊性规定的汉语中语境化地呈现。汉语哲学不仅要拥有自己解决全球性哲学问题之独特的汉语哲学思维透视角度，还要拥有对全球性哲学问题进行分析阐释所需要的系统性汉语言哲学话语系统。因此有必要针对孙文中存在的矛盾现象展开分析对话，以便纾解孙文中存在的矛盾之处，为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提供辩护。

如何理解汉语哲学的普遍性

“汉语哲学”概念出现在中国哲学界，与中国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追问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古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依循西方哲学的架构、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对传统经学中偏重义理阐释部分加以哲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门类。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采用“以西释中”模式，将传统经学中偏重思想性的内容，按照西方哲学的经典范式分别纳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类别框架中予以分述，从内容到形式无不透露着“西方范式”的痕迹。而且，“中国哲学”偏重于对传统经学中义理探究部分进行思想史梳理和学术史重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史”，其典型形态是将古典学术的“文史合一”传统改造成用现代哲学语言从事思想的历史叙事的观念史范型。

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只是一种学术史、思想史，关注的仅仅是剖辨历史上已有思想，并不关心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也不关注哲学的终极之问——何谓“存在”，那么，用汉语表述有着中国思想特殊性的中国哲学问题就没有合法性疑难。但是，当汉语哲学提出“让哲学说汉语”的任务，汉语语境下的哲学回归智慧本性，致力于探究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汉语能不能不受语境限制地呈现出自己的普遍性，就必然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成为汉语哲学倡导者须倾力解决的难题。

从表述方式上看，汉语哲学是一种“加字”哲学，即在“哲学”前面加上了“汉语”这个限制词。因为这个加字的缘故，人们往往会望文生义，认为汉语哲学就是一种以汉语为本位的思想系统，分析、处理出现在汉语言特殊语境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将其狭隘地理解为“汉语言哲学”，但它毕竟挣脱不了具体语言的特殊性限制，即，将哲学沉思以及随附性生成的文化精神予以语境化呈现，构造一种特殊化的汉语哲学思想系统。

不可否认，哲学作为人类最早发展出来的知识系统，自诞生之日就以普遍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探究目标。但是，无论是多么抽象和深奥的普遍性问题，都必须通过某种具体语言呈现出来，并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语言所具有的特殊语法结构、意象文字表达系统以及形、声等方面的感性特征影响。形式化的逻辑语言可以无争议地给出关于普遍性哲学问题的符号化清晰表述，但符号化表述虽然清晰准确，却常常会带来这样一种后果，即哲学问题的真实意涵只能呆板而机械地通过抽象概念呈现出来，失去在自然语言表述中原本应有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本真性，远离生活世界，疏离生存经验。哲学问题是普遍性的，但人类缺少一种通用且普遍的自然语言，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只能通过特殊性的民族语言表达出来。这似乎是哲学不可逃避且必然会遭遇到的冲突与命运。

然而，哲学所遭遇到的这种冲突与命运，是一种有着深刻意义的冲突与命运，也是存在于普遍性哲学中的一种辩证现象。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与普遍性哲学问题只能通过语境化的特殊语言表达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表层的和形式化的，而内在的和实质性的方面，恰恰在于，哲学的普遍性必然通过言说其普遍性的特殊语言语境化地表现出来。这一点为孙文所忽视。实际上，语言与哲学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一种“流溢”关系，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是“一”，言说哲学普遍性的语言是“多”，哲学的普遍性通过带有民族特征的各种具体语言以不同方式“流溢”（言说）出来，呈现在不同的语言言说之中，但不同语言对“一”的言说，意味着从原始的“一”流溢出“多”。而从“一”流出“多”不仅不会因为流溢而减损“一”，反而会使“一”本身的存在变得更为丰富，意涵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揭示。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不仅不会因为特殊语言的特殊性言说而成为一种以特殊语言形式表现的地方性、民族性哲学。相反，普遍的哲学问题由于得到了不同语言的言说，自身将在不同语言的不断言说中变得更为丰富起来，自身的普遍性也愈发能够得到澄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加字的“汉语哲学”，突出强调的是“哲学”，而非“汉语”。所谓汉语哲学就是让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在汉语所开启的特殊语言中语境化呈现出来的一种“做”哲学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哲学的普遍性必然是在语境化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

汉语哲学普遍性的实现方式

汉语哲学作为一种普遍哲学，事实上已与以观念史方式建构形成的“中国哲学”有了很大的不同。汉语哲学不再是由对“经”的诠释形成的思想史，也不再是罗缕纪存经典注释发展的学术史。如同用德语表达的德国哲学，用英语表达的英国哲学，用法语表达的法国哲学以及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表达的西方古典哲学，汉语哲学就是一种用汉语表达的、致力于追索存在之本真性的普遍哲学。汉语哲学关注普遍的哲学问题，尤其关注现时代提出且急需哲学给予回答的全球性哲学问题，并力求基于汉语语境下的生存论经验去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对这些问题解答的新视角。汉语哲学自觉地将自身理解为普遍的世界哲学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发展形式。

汉语哲学的普遍性，不能脱离哲学的世界语境仅在自己的文化系统中单独实现，必须在将汉语哲学与其他语言表达的哲学并置的基础上思考它的普遍性。换句话说，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是在与其他语言表达的哲学所形成的互动境遇中相互建构的。汉语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必须重新定位汉语哲学资源与其他语言表达的哲学资源之间存在着的互诠互证关系，主要是重新定位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互诠互证关系。此前，在两者之间的互诠互证关系中，曾出现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以西诠中”，汉语言思维中的哲学意识及其思想凝结物被纳入西方哲学范式之中，按照历史学科要求被建构为一种观念史类型的中国哲学史。这种西化的中国哲学，虽然在现代学术意义上助成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立与成长，但也带来了对中国哲学独特思想架构、思想范畴和命题规范之本真表现的遮蔽，特别是没有成功地将汉语哲学带入普遍性视域。另一种倾向是“以中化西”，片面强调汉语哲学思维的独特性，将汉语哲学思维所形成的哲学概念、范畴、命题、义理放在民族的特殊视域中自证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际上拒绝向着哲学的普遍性开放自身。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汉语哲学的健康成长。当今天我们倡导汉语哲学并展开汉语哲学的创造性建构时，我们必然坚持这样一种互诠互证立场：汉语言哲学思维所形成的哲学话语系统必须适应哲学的世界视野，将自身的普遍性充分展示出来。汉语哲学不能被建构为一种局限在特殊视域中的民族性哲学和地方性哲学。汉语哲学是全人类性的、世界性的。

汉语哲学普遍性的实现方式，从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汉语哲学要想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哲学，首要任务是实现自身研究视域的转换，即将自己的研究视域由中国拓展至东亚，再由东亚拓展至世界，提出带有时代性、前瞻性、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哲学关怀的问题本来就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超越性，这种问题取向决定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思考必然不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而是永恒的、全局性的。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必定是世界性的、全人类性的，永恒而普遍。其次，汉语哲学要想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哲学，不仅要突破传统观念系统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范畴，通过自身观念的现代性成长，拓展汉语哲学解释普遍性哲学问题的能力，还要摆脱中国哲学仅在观念史意义上解释、使用自身概念、范畴的研究方法，对原本只在中国哲学自身系统中才能获得整全诠释的概念与范畴进行改造，挖掘其中内蕴的普遍性意涵并释放其解释力，并以这些概念、范畴为汉语哲学观念之网的纽结，塑造符合普遍哲学现代性要求的话语系统，建构有着充分理论自主性的汉语哲学知识体系。最后，汉语哲学要想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哲学，还需加强自身的学科规范建设，让自身的知识体系能够经受住公共的学术平台的审视与检验，这特别要求汉语哲学注意自身的方法论建设。我们知道，语言不仅是存在的栖居之地，也是表述存在的思想阐释形式。汉语语境下的生存论经验存在于汉语之中，诉诸汉语而得以呈现。语言不是一个空洞体，它的语法结构、形声等感性表现以及意象文字表达系统给予哲学之思以不同的发生方式，形成通往本原性哲学问题的特殊道路。有着自身独特方法论优势的汉语哲学思维，是一种“知”“感”“悟”融贯一体的体验之知，不会将自身困于抽象纯粹的观念王国，而是具有思维的直接性和具身性，以直接的感通形式清除观念沉疴，修补人类绵缀移时之心灵秩序，在对天道至理的悟觉中抵达哲学思辨的深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无视汉语哲学思维的不足。汉语哲学思维缺少哲学思辨所要求的逻辑分析的清晰性，而逻辑分析的清晰性之于哲学沉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哲学的道理不仅需要经验验证，也需要逻辑的分析与证明。汉语哲学思维既要扬自身之所长，也要补自身之不足，在自己擅长的直观体悟思维基础上，让自己的逻辑分析也变得强大起来，形成一种基于汉语言话语方式之上的汉语哲学“叙说—论辩—诠释”系统。

汉语哲学的具身表现与世界的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作为一种在汉语言所呈现的生存经验中对哲学的本原性问题展开追问的智慧之学，汉语言塑造出来的思维方式以及哲学问题被追问的汉语语境是汉语哲学无法摆脱的存在条件。汉语哲学的普遍性的实现并不需要祛除它的语境化，相反，语境化既是实现汉语哲学普遍性的必要条件，也是汉语哲学敞开自身世界性的场域。

孙文没有注意到汉语哲学普遍性与具身性之间存在着的这种辩证关系，这可能与作者对德国古典语言哲学和哲学诠释学留下的哲学遗产重视不够有关。按照德国古典语言哲学和哲学诠释学关于语言、存在与思想的经典论述，人类关于哲学问题的沉思总是在某种特殊的民族语言中语境化地形成并表达出来，语境化的表达并不意味着思想屈从于特殊的境遇限制，让普遍的哲学问题沉溺于特殊形式之中。相反，普遍的哲学问题必然要遭遇到特殊的语言，并且是在这种特殊的民族语言所提供的语境化视域中呈现出来的。人类不可能拥有既超越了具体的民族性语言又能够言说境遇性的生活世界的普遍性的自然语言，更不可能构造出一种无视理性的历史性而适用于任何一种生存经验的普遍性逻辑语法。有关生活世界和生存论经验的哲学沉思只能借助具体的民族性语言展开，被打上某种“特殊性”印记。但是，普遍哲学问题的具身表现，并不意味着思想屈从于特殊的境遇限制，让普遍的哲学问题隐身于特殊形式之中。通过语言的中介效用，由各种特殊性语言符号组成的不同的哲学言说之间可以促成一种视域融合，实现不同哲学话语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在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表现方式上达成可理解性。哲学的普遍性也会因为这种可实现的哲学对话，展现自身的普遍性，证明由特殊性民族语言所建构的任何哲学系统均隶属于全人类，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由此推之，具身表现的汉语哲学必然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哲学。

总之，我们要致力于让汉语语境下的哲学回归普遍性哲学阵营，走出哲学叙事的历史学立场，成为高高飞起、对人类所遭遇到的现实生活进行检视的猫头鹰，满足哲学探索的根本性和普遍性要求，以此推广世界哲学发展的空间。汉语哲学只有具备了这些信念，并将信念转化为行动，才能鲜明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09月30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