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应运而生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后，生态美学的发展更加明确了方向。但生态美学作为西方流行的以人的生存状况与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必然有个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统一的过程。其普适性就在于各个民族与地区人的生存与经验都有其共通性，这是人类交流对话的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存与经验都首先具有突出而鲜明的本土性与地方性，这是其他民族与地区的人所不可取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经验，同样是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结合。这种自我建设之路首先须对前期吸收的有关西方生态美学资源根据我国国情进行必要的鉴别与厘清。因而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特别要强调的恰恰是本土性的强化，坚持走生态美学建设的中国化之路。
    
     众所周知，当代生态美学首先产生于西方，以存在论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批评的形态出现，给我们以诸多的启发与丰富的资源，但因其强烈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色彩而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是德国哲人海德格尔从1927年开始力倡当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以“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被称为“形而上的生态学家”。但其真正具有生态意义的生态审美观即“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则是后期提出的。我们在其1950年发表的《物》中读到了这种明显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态审美观点。海氏给我们提供了“四方游戏”、“诗意的栖居”、“场所意识”与“家园意识”等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但其对科学技术的彻底批判则是偏颇的，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他说科学技术是“集置”、“架构”，是对人的“促逼性暴力”、“对人的订造”等等。总之，他总体上对科学技术是否定的，试图以其“诗意的栖居”代替“技术的栖居”，但在现实生活中“诗意的栖居”是无法与“技术的栖居”相分离的，特别对于像我国这样的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生态审美与诗意的栖居都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助力。
    
     其次是滥觞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环境美学。从1966年开始，美国学者赫伯恩开始批判黑格尔著名的否定自然审美的“美学即艺术哲学”的理论，开始了西方现代环境美学的发展历程。出现加拿大的卡尔松、美国的伯林特、罗尔斯顿与芬兰的瑟伯玛等著名的环境美学家。他们批判西方古典美学否弃自然审美的传统观点，坚持审美的自然维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环境美学理论观点。例如，坚持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然之外无它物”的观点、批判康德静观美学主张眼耳鼻舌身同时介入的“参与美学”等等。但是他们总体上坚持“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倡导自然全美的“肯定美学”，具有明显的达尔文主义倾向。而且他们提出的著名的“荒野哲学”，论述荒野的不可取代的独立价值以及保留荒野的意义等。这些理论观点的哲学理论意义固然确实存在，但在我国这样的环境生态资源紧缺的国家却不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变成一种乌托邦。而其所说的“环境”又具有“环绕人”之意义，从而难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从而与我们的“生态文明”观念相悖。
    
     当然还有已经成为西方“显学”的文学生态批评。文学生态批评是1978年由美国文学家鲁克尔特首次提出的，从此逐步成为“显学”，出现鲁克尔特、布依尔与斯洛维克等著名的生态批评家。他们坚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强调文学活动与生态伦理的结合，提出“绿色阅读”、“环境想象”、“生态诗学”等一系列新的文学与审美观念，给我们以重要启发。但西方现代生态批评在理论上却并不成熟，内部观点也并不一致。鲁克尔特坚持明显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而斯洛维克则是“人类中心主义”。他们有时将自然科学，例如生态学，墒理论等硬嫁接到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生态批评之上，给批评者以攻击的口实；有时则对于已经被否定的模糊人与动物界限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加以肯定以及其对于现实主义的全盘肯定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等等，说明其理论自身的薄弱与缺乏必要的严谨性。
    
     面对西方各种生态美学资源利弊共在的事实，我们的态度是既要以开放的心态大胆借鉴，同时更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给予必要的鉴别与批判，在生态美学建设中走中国化之路。首先要正视生态美学建设中中国的特殊性，正视我国作为资源紧缺型国家和正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现实。我国人口众多，有13亿之众，占世界人口的22%，但我国的国土面积则只有世界的9%；我国的森林覆盖只有13．92%，不到世界平均30%的一半；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的1/4；但荒漠化土地则相当于14个广东省。由此说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压力有多么巨大。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2000美元，距离真正走上文明富裕的经济强国还有相当的路程。现代化与工业化仍然是我国必须要完成的伟业，科学技术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利器。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环境污染极为严重的国家，近30年的工业化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科学发展观确定的建设生态文明国家的目标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发展之路。因此，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在我国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坚持作为生态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生态人文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走人与自然共生、发展与环境双赢之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的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生态美学的要义就包括继承发扬这些宝贵的古代生态智慧，包括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有关“生生为易”、“元亨贞吉”与“坤厚载物”的论述，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等等。这些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生存与思维的方式与智慧，可以成为我们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丰富资源与素材。总之，我们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化之路就是以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倡导一种综合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论”，以中西交流对话为平台，中西会通为途径，建设独具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逐步地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例如，以“天人合一”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相会通；以“中和之美”与“诗意的栖居”相会通；以“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与“四方游戏”相会通：以怀乡之诗、安吉之象与“家园意识”相会通；以择地而居与“场所意识”相会通；以比兴、比德、造化、气韵等与生态诗学相会通等等。建设一种包含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资源与话语的具有某种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生态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