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亦即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上，陷入了教条主义和经学传统的泥淖，从而极大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生机和活力。
3月3日，本报与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请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何中华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及回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几个挑战
第一、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
20世纪的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扬弃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现代科学改变的不是传统科学的个别结论，而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本身。以牛顿力学和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传统科学，是基于两个假设建立起来的，即纯粹客观性理想和绝对确定性理想。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这两个假设都被颠覆了。
以微电子技术、基因工程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重建了人的存在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达国家劳资矛盾的弱化，使我们必须重新看待社会革命问题。按照美国未来学家的划分，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类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与此相应的，人的思维方式也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在农业社会，人们是以“过去”作为最高参照系的，这是由社会的封闭性所决定的；在工业社会，人们是以“现在”作为最高参照系的，这是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实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有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历史机会；到了今天的信息社会，人们则是以“未来”作为最高参照系的，因为信息的本性是创造，是向未来敞开着的。既然如此，那么，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未来能够给出什么深刻的启示呢？
第二、对社会主义历史教训和历史命运反思的需要。
大家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出现过严重失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处于低潮，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造成社会主义历史教训的原因是什么？不深刻反思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未来。从逻辑上说，大概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有某种基因缺陷；二是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存在着误读；三是根据正确的理论和解释设计的可操作方案出现了问题。但是究竟是哪种可能性作用的结果呢？究竟是一种，还是几种可能性共同导致的？这就无法回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认识。我觉得这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不可或缺的步骤。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失误主要是“左”的错误，从哲学上说就是“乌托邦”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具体地说，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提出来。
一是东方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它的历史基础实际上不是很牢靠，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在一定意义上，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乃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的结果。晚年马克思对俄国有一个建议，认为俄国应该利用自己的特点，亦即土地国有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痛苦。事实上我们东方国家的确也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子，执行了他的政治遗嘱。但是不要忘了，当年马克思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必须要移植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但很遗憾，我们东方国家遗忘了这个条件。通过反省我们发现，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现在看来，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充分地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如果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不牢靠。
第三、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西学东渐”带来的冲击和刺激，使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再认识提供了历史机会。
现代西方哲学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思想家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思想包含着“人”和“物”这样两条线索。马克思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解释学传统：一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前者沿着“人”的线索发挥出来了，这当然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担负的使命有关。因为它主要是揭露并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给人带来的异化，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从马克思思想的武库中援引人本学立场。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沿着恩格斯的解释发展来的，它主要是继承马克思思想中的“物”的线索，形成了物质本体论传统。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具有科学家气质和知识背景的思想家，他是以科学的方式建构哲学的，所以必须以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绝对前提。这样一来恩格斯以物质本体论作为基本的哲学原则，也就顺理成章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到我们的哲学教科书，都属于这个解释学传统。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的交流，我们把它说成是修正主义，加以拒绝。但改革开放以后它传进来了，我们仿佛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它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和一个新的参照，使得我们找到了一个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机会——那就是“人”的线索的发现，以此来矫正我们以往过分强调“物”的解释的偏差。
第四、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从逻辑上说，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否定和超越。那么当后现代来临之后，诞生在现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过时了？它怎么应对这个后现代的挑战？这是一个问题。
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采取的恰当态度
能够想到的有三种可能的态度：第一、“告别马克思”；第二、“回到马克思”；第三、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
我个人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好。一个方面，你要带有自己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时代给予你的一种机会，你得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度上来解释马克思，在这种解释中自然而然地渗透着创造的方面。另一个方面，你解释的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而不是别人，你的解释再有创造性，总不能把《三国演义》解释成《红楼梦》吧？所以这个命题最恰当，它既体现了坚持的方面，又体现了发展的方面；既体现了继承的方面，也体现了创新的方面。它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因而是在逻辑上最为完美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认为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从客观条件来说，一是社会实践本身的成熟是不是为你这种解释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如果一个社会的矛盾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就不能给你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释。二是社会环境是否宽容到允许你作出这种创造性解释的这样一种程度，没有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创造性地解释也是很困难的。从主观条件来说，一是人格境界是否达到了马克思的高度。我始终认为伟大的心灵只能被伟大的心灵理解。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今天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在境界上是否达到了马克思的高度？二是学术修养和造诣是否达到了和马克思相媲美的程度。所以今天完成这个任务实在是过于艰巨。
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
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适用于它自身，这恰恰是其逻辑的彻底性之所在。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亦即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上，陷入了教条主义和经学传统的泥淖，从而极大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生机和活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开始了自我反省。人们对以哲学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阐释进行批判性的反省，试图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读，以恢复其哲学的睿智。
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阐释，带有明显的封闭性。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写并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多达500余种，然而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抑或在表述方式上，却鲜有独特之处，而是大同小异。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似乎是在颁布“绝对真理”，读者只要无条件地认同就足够了，根本无需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此一来，它们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独断论色彩。这样的教科书除了剩下几个干瘪的教条之外，不可能给予人们更多的东西，更不可能给人以智慧。由于取消了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空间，人们就只能“照着讲”，而无法“接着讲”。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哲学缺乏理论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陷入了独断化所致。
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自己远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以至于使人们在它面前“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恩格斯语）。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是否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同变迁了的时代和其他的哲学及文化成果保持对话，以便感应时代脉搏，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原本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禁锢，它倒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以致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其思想史来源，而且应当有其“横向来源”。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它还必须不断地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我们以往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往往带有一种浓厚的启蒙情结。这正是我们之所以在前马克思的水平上诠释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没有或者未能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代”的“后现代”维度，我们总是倾向于单纯从科学理性的视野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得出带有朴素实在论色彩的物质本体论结论，以至于在本体观、实践观、真理观、自由观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陷入了知识论的偏执。我们严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浪漫主义前提，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视野和价值尺度。上述这种在现代性意义上的解读，使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及其内在精神所代表的现代性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及其精神所作的批判，充分凸显了它对待现代社会“现存的一切”所采取的超越姿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构”，使它根本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所作的辩护。更为深刻的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深入到对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前提和存在论基础的“解构”。这就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真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