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东大学上世纪以来便以“文史见长”之美誉蜚声海外，近年来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致力于培育造就顶天立地的“山大学派”，努力实现学校“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山大贡献。4月26日，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新时代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谋划了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发展的实施体系。值此全校各单位深入学习会议精神的契机，山大视点网站山大人物栏目推出“大家语录”系列专访，走近山大人文社科领域终身教授，聆听他们的治学感悟和岁月智慧，以启后学。
袁世硕，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冯沅君先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兼重国学传统训诂考证与现代文学批评，对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孔尚任、蒲松龄等的事迹做出了超前深细的稽考，对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做出了独到深切的解析。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著述新考》《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蒲松龄评传》（与徐中伟合作）《敝帚集》《稷下传习集》，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百余篇。主编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本）第八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本）、《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本）、《王士禛全集》、《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等。
“一边学习、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
山大视点：先生您好！您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多年潜心治学，成果丰硕，可否与我们分享您的治学感悟？
袁世硕：我是山东人，如果从大学算起，我是在山大学习、在山大成长、在山大教学、在山大做研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山大。是山大培养了我，我服务于山大。我的一个深深的体会，是一边学习、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我没有把教学和研究对立起来，一直是把两者看成是一个事情，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教学相长。
我学习了老一辈老师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的方法，这些使我能够有志学、有路子、有遵循。另一方面，我受到原来老校长的启发，重视学点哲学，学点理论，这对我研讨一些问题都起到很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如果说我这一生写了一些文章，在我们这个学科当中有所创获，那还得力于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从来没有想有什么成就，我只是想解决在我专业当中现在存在的、发生的问题。由于我提出的一些新见解，做出了一些成就，因此国外的同行专业期刊也都做过一些介绍，但绝不是我的初衷。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还是比较热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那是最兴盛的一个副刊。那个时候文学研究的议题很多，经常引发一些争论，学生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我怎么解答？我应该一面学习、一面研究。我先经过学习，对这些问题形成自己的想法，在课堂上讲出来，学生觉得可以接受、没有歧义后，我再写作发表出来。我的早期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所以教学相长，科学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在此当中我也就慢慢地成长、成熟起来。
山大视点：关于教学相长的实践，您可否为我们举几个例子？
袁世硕：比如，1954年开展了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李希凡他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才发起的。讨论中，有人说《红楼梦》的基本思想是反映了农民的要求、意识、思想，也有人提出《红楼梦》的思想性质是市民阶级，还有第三个意见是《红楼梦》的思想指封建叛离者的思想。《人民日报》曾经总结这个问题时提出来三种说法：农民戏剧作、市民阶级作和封建叛离作“三作”。我就给学生讲哪个正确、怎么理解，然后就写了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及其性质问题的文章。
再比如，1958年郭沫若提出为曹操翻案，这就牵涉到他在《三国演义》小说及戏曲中被塑造成反面形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就再学习，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和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过滤一遍，然后写了关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翻案是对的。看一个人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的行动，他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但是小说有它的特性，小说里面的曹操形象也不是简单化的阶层代表，而是体现了过去封建时代政治家的一些优点，很能干、机智，懂得如何处事待人，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三国演义》里也不仅有他奸雄的一面，还有治世能臣的一面。所以为曹操翻案，不一定要否定小说，小说还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小说里的人物是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的人，不要混为一谈。我就是这样，一面学习，一面研究。
“要研究问题，要学习理论”
山大视点：您认为在当今时代，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应当培养哪些基本素质？
袁世硕：我研究古代文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往往是要研究问题。就事论事常常很难解决不同意见的争论，那就要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的大学时期正是解放初期，华岗校长亲自为全校教师开课，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当时我很感兴趣，因此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还选了历史系赵俪生先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史和逻辑学。我通过这些学习有了基础，再就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比如《红楼梦》的思想性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不会绝对化、单一化。
因此我从中体会到，我们做文史研究，应该具备两方面的修养：一方面应该继承传统的训诂学、考证学的理论方法，搞古代文学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慢慢提高这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还需要学习理论。面对同一个问题，理论修养的高低决定了你对于对象、现象、作品解析深度的高低。我之所以能够在研究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得益于学习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能够解释清楚古代文学当中的一些问题。
“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作品”
山大视点：您提到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甄别理论正确与否呢？
袁世硕：现在我们对于青年人对西方理论的盲目接受产生疑问，这促使我去看一些西方文学理论，也发现了一些理论的片面性，所以我这几年写了几篇文章。比如说对加达默尔的文学艺术存在方式论的质疑。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对接受理论写过两篇文章。我们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作品，这是根深蒂固的。但西方的接受理论认为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在于文本，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阅读、诠释、评论；一个作品的思想不是完全地存在，而是生成于诠释评论当中，那就是指评论家、诠释者才能作出思想的总结。我觉得文学研究的分析、解决也像自然科学一样，文学作品的形态、结构某些方面也具有永恒性，是不变的。你对它的理解可能有深浅的不同，有片面、全面的不同，各个时代的人也可能对它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它本身的特点是固有的，这是不变的。
所以我发现西方哲学理论家往往也会走向片面，强调阅读、解析、诠释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文本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接受理论家最突出的悖论，就是他们在论述理论的时候始终没有离开作品，因此这些理论最后也总是自己否定自己。
美国的一个接受理论家说，接受理论家抬高读者的地位，抬高诠释者的地位，这是中心点。他认为这里所说的“读者”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有文化、有修养的读者，是懂得语言、懂得文学的读者。那么既然有文化的读者能够对作品作出很好的理解和诠释，也就是说作者在作品中认为的空白点或者变化当中的不确定性，对于这些读者来说就不存在了，只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读者才存在。这不就是自相矛盾了吗？
“《聊斋志异》是作者借志怪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
山大视点：您做古代文学研究时有什么样的侧重点？
袁世硕：我研究过孔尚任的《桃花扇》，研究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某种程度上有点地方观念，因为他们是山东人、山东作家，所以要研究我们古代先贤的作品；此外还有其他含义，就是对于他们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文革以前就有对于《桃花扇》的否定，因为当时在文学上批判“有鬼无害论”，因此写狐鬼的小说就不应该被肯定，对不对呢？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研究。我觉得研究《聊斋》如果本着中国古老的做学问的原则，像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事，读他的作品就要知道他那个人、知道那个社会，这是唯物史观原则。当然孟老夫子不会懂得唯物史观，但是他这个理论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从蒲松龄这个人入手，我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的情况，重点在于与他结交的这些人都和《聊斋志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我不是研究他所有的朋友，我只是关注与《聊斋志异》有关的、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
我从了解蒲松龄当中发现了这些狐鬼故事实际上和作者的一生密切相关。有些篇章写狐鬼故事，实际是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的寂寞、写自己科举失意的苦恼。我发现《聊斋志异》很多作品具有自况性，既使有的人物和他自己无关，但也是反映了自己的希望、要求。从这里我进一步理解这些文学形象，在蒲松龄的小说当中不是他要表现的社会内容，而是他表现社会内容的一种工具、形式。所以我就提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聊斋志异》所下的断语，说他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志怪两个字不对，《聊斋志异》不是志怪，他是借志怪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就像做诗一样。所以我就提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都是一种形式，故事下有真实的意思。所以他的内容和故事不是一个层面，是两层：故事层是鬼怪神故事，但是意思层是写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喜怒哀乐。这也是由理论得来的启发。
“学术得兴变”
山大视点：目前山大正努力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您对人文社科专业的发展有何展望？
袁世硕：我在山大60多年了，经历了山大的风风雨雨。我们学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文史见长，在全国高校当中，是公认的在文史这两个专业方面走在学术前沿的。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走在各学科的前端，做出了一系列成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学术得兴变，重视学术创造。第二就是我们的学生质量好，当时在各个专业，都有全国有名的教授，他们始终给学生上课，因此我们的课程比较扎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比较好，在工作上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给我们学校赢得了光荣，赢得了声誉。
过去山大文史都很重视教学。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在的大学是不是稍微忽略了一些教学？根据时代、科学和学术的发展，现在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怎么开课，开哪些课，是不是应该开一些新课，怎么开，要把这个事情作为重要的关注点。
我想，我们学校应该在这两个方面来争取再度辉煌：一个是在科研上要有新的成就，在专业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进；第二是让学生的培养质量也能够超越全国其他学校的水平，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为我们的学校争光。
采访结束，袁世硕先生应邀欣然题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是我们山大教师遵循和取得创新成果的源泉。”
记者手记：见到袁世硕先生时，他的桌上摆放着一杯浓茶，先生正在认真地阅读文献。听我们说明来意后，老先生亲自起身招呼我们就座。在采访交流过程中，先生的思路之清晰、见识之卓远、精神之矍铄，远远超过了我对一位九旬老人的预想。他细细梳理着山大文史发展的脉络，难掩对学校的关切与自豪之情。这样一位在山大度过一甲子的教授，这样一位学贯古今的学者，为我们循循讲着山大的珍贵记忆，话语朴素却掷地有声，情感温和却坚定不移。
袁世硕先生说，他是一面学习一面成长了起来。面对西方接受理论的大行其道，他条理清晰地辩析，捍卫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价值。我们深深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力，那是走过时代风云后的虚怀若谷，经历岁月沉淀后洋溢的非凡气度。老先生的学术成绩蜚声学界，年过九旬依然心系教坛，不失赤子之心，言谈间尽显性格的坦荡真诚。即使袁世硕先生学识渊博，在后学面前他始终是个亲切慈祥的忠厚长者，一身旧式毛衣彰显着先生的简朴生活，笑起来时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仿佛是绵延的智慧。我们细细聆听先生的教诲，就像听一位世纪老人将一本故事娓娓道来：这本故事里既讲述着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前进的坦途，又描绘着山大未来发展的壮阔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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