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东大学上世纪以来便以“文史见长”之美誉蜚声海外，近年来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致力于培育造就顶天立地的“山大学派”，努力实现学校“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山大贡献。4月26日，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新时代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谋划了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发展的实施体系。值此全校各单位深入学习会议精神的契机，山大视点网站山大人物栏目推出“大家语录”系列专访，走近山大人文社科领域终身教授，聆听他们的治学感悟和岁月智慧，以启后学。
刘大钧，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周易学会会长，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易学研究，以弘扬大易文化为己任，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倡导并开展了传统象数易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易学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为传统易学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出版《周易概论》《周易经传白话解》《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学术著作多部。
“易学的价值是生生不息”
山大视点：提及《易经》，许多人的感受是“神秘”和“玄妙”，您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什么是易学？您认为当今易学研究的走向是什么？
刘大钧：《易经》是天人之学。过去古人有一句话叫“读易见天心”，他们认为读《易经》就能明晓天道，了解宇宙人生变化之妙。
为什么人们认为《易经》比较神秘、比较玄妙？因为《易经》之学有两部分，一个是经学部分，一个是术数部分。经学部分就是对于经文的训释研究，对于哲学思想的解读阐发，对易学之学理的认知，这一部分是比较难的；之所以《易经》被称为“天书”，就是因为它的文字太古老了。在古时候容易理解，但现在时代语境不一样以后，一些内容就难以理解了。
现在许多人一提《易经》就会想到算卦，但《易经》在过去其实是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考试要写文章，起承转合，阐述经文大意，与算卦没有关系。秦代焚书坑儒的时候，烧了许多的书，但是《周易》因为是卜筮之书而没被烧。卜筮俗称算卦，是易学在古代的重要文化功能，属于《易经》“术”的部分。
至于易学的走向肯定是“生生之谓易”。古人说《易经》大道生生，就是“生产”的“生”，两个字重复起来就是说不断地生成变化。
“读易见天心”，天道就是“生生”之道。春夏秋冬不断变化，然后随着四季的变化，万物从成长到收获、储藏，再到来年重新生长。《易经》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一种生生的观念，它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以生生不息来解释宇宙与人世，永远变化、没有穷尽。所以六十四卦到最后一卦是“未济卦”，变化还没有结束，还要变下去，不断地创生创新，保持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它的价值。
“当代易学研究收集最全的一套书”
山大视点：最近您作为首席专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总字数达5000多万。编纂这套丛书有什么重要意义？
刘大钧：《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当代易学收集最全的一套书。
过去在民国一直到抗战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时候刊物随便办，也不需要批准手续，只要有钱就可以印发刊物，所以那个时候刊物特别多。有一些刊物上有很有价值的文章，但是刊物只发了一期或者两三期就不办了，后来战争爆发，炮火纷飞，很多刊物都毁于战事。一些重要的材料，又在动乱期间破坏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保存下来的文献，散落在民间各处，往往在一些小县城和乡村里。
美国康奈尔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倪策，早年搜集了很多易学资料，他发现我在办《周易研究》刊物后来信和我联络，而且还投过稿。二十多年前，倪策教授临终的时候写信嘱托我，说他搜集了一部分很珍贵的资料，希望我能继续完成。他说他用几十年的时间专门收集了散落在各处的民国期刊易学论文，这些期刊可能只有这一本，再有也不多了，而且很难搜集。希望我能继续搜集剩下的资料，代替他完成未了的事业。
我看了信非常感动，也认为他说的很重要。后来，从2004年开始，我们中心就做了一个大的选题，叫《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要把这一百多年以来有关易学的所有资料搜集起来。
搜集近百余年之易学论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就是台湾。台湾的经学研究及易学研究接续了民国以来的传统，有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期刊论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两岸信息交流的问题，中国大陆能看到的台湾学术成果很有限。这就需要派专人去台湾各大图书馆和各大学资料室去专门搜集整理。同时还有一些民间机构，像台湾“河洛理数易经学会”、台湾“中华易经学会”，他们也藏了一些民间版本的书，我们从那里得到了一些资料。
经过多方搜集、编目、分类、筛选，我们就编成了这套目前来说含括当代易学资料最详细的书。虽说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全，但是能找到的我们就尽量找到。所以说，这套书应该是目前最精良全面的现当代易学研究资料集成。
“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山大视点：您从事易学研究多年，可不可以分享您的治学感悟？
刘大钧：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治学必须以德为首。古人讲究“品学兼优”，把“品”放在前头，“德才兼备”把“德”放在前头，所以说“品德”永远应该在前面。《易经》很重要的一句话叫“进德修业、崇德广业”。 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不进德就不能修其业，不崇德就不能广其业。如果想着用不道德的手段成就一番事业，就绝对不可能成功。
什么是“德”？不显才为德，这是说不要处处彰显自己，要谦和、不显。有德的人不显，不显才是美德。先是进德修业，进而是崇德广业。“进”就是前进的进，先有进德才能修业。尤其是学经学，德行不好怎么能做研究呢。
讲到治学，应该是“学以聚之”，是指为了学习聚到一块。“问以辩之”，你对我提问题、我给你提问题，咱们互相辩驳、问难。“宽以居之”，要用非常宽阔的胸怀，和人相处、和人打交道。然后是“仁以行之”。孔子《论语》中问“仁”的话最多，就是要以符合仁义道德的标准来行事，不要做不仁不义的事情。这句话真正说明了古人治学提的是“先德后学”。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就是《易经》对于治学的一种见解和认识。
“山大在文史哲三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山大视点：您在山大工作已有数十年，见证了山大的成长与发展，您如何看待山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刘大钧：我来到山大有40余年，在来到山大以前就不断听人讲到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来到学校以后也是不断地听到文史方面、国学方面代表人物的种种故事。山大的文史见长是不是货真价实地完全和事实相匹配？我这里说一个资料，就是1995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奚广庆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在这本书中，山大的文史见长得到了扎实的认证。这本书编纂了当时中国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名录。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全国共选了18位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我们山东大学就有6位，占三分之一，他们是：冯沅君、陆侃如、牟世金、萧涤非、殷孟伦、袁世硕；在语言学中，全国选了4位专家，其中山大的殷焕先入选，占四分之一；中国古代史领域选了22位专家，其中山大有3位，约占相关专家总数的七分之一，他们是：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近代史中选了14位专家，山大有两人入选，占了七分之一，他们是：华岗、郑鹤声。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绝非虚言，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当时我们确实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哲学界，当时山大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本书上，中国哲学方面选了13个人，我们学校有高亨先生和鄙人，也是占了七分之一强。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山大视点：您对山大下一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刘大钧：对山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寄语，我想引用《中庸》上的一段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真正的“孝”是继承、发展前人的事业，并且能把这个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真正的“孝”。正如余纪元教授所说的：“是实现前辈的期许、意志与梦想，是对传统的不断创新。” 希望我们时时、世世地对山大文史哲等传统优秀学科展现出前面所说的这种大善、大孝、大美，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孝”。余纪元教授临终前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希望诸位，今后介绍山大时，能够说山大以文史哲见长，给我们哲学以应有的地位。”他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哲学在过去和现在都占有一定的实力，这是一个事实。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他认为经学非常重要。为什么经学重要？经学是中国哲学中最具创造性的一部分，所以冯友兰先生非常重视传统经学。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这种圆融会通中，文化交流变得比过去几百年要频繁的多，范围也要大的多。清代末年的时候有大批官办的留学生到国外去，增加了这种交流力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古代经学受到现代学术之洗礼，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关于如何发展经学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中国哲学中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的问题。
西方一些著名学者，比如荣格，一位非常有名的国际心理学家，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心理分析学会。我们看到荣格是如何痴迷地把中国的易学思想纳入了他的心理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他的心理学研究中不断地用中国易学中的一些道理来发展他本学科的优势。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经学的研究视野今后也要拓展、要拓宽。我们今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更广阔的境界和视野来对待经学、子学的研究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一种自得圆融的状态下，把中国哲学的“大道生生”加以扩展。用《易经》以人文化成天下的角度和内涵，把我们中国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发扬光大。
记者手记：在几千年绵延流传的中华文化中，《周易》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被看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先导，足见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办公室见到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先生一头银发，目光平和，蔼然可亲。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周易学会会长这些如雷贯耳的头衔之下，刘大钧先生还是那位一心致力于让易学研究发扬光大的山东大学教授，有着对学术的深切关注和学者的严谨质朴。谈到易学研究的发展，他的语气不疾不徐，用平实的话语解释深刻的道理；谈到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的诸位名家，他如数家珍，清晰地道出文史哲各学科学者的一连串名字。他们与刘大钧先生的名字一起，如星辰般照亮了山大人文社科研究的天空。
在谈到“德”在治学中的重要性时，先生拿出自己刚给学生写好的两幅字——遒劲有力的“进德修业”“崇德广业”两行大字还带着墨香——认真地给记者逐字讲解。“什么是‘德’？不显才为德。不要处处彰显自己，要谦和。”先生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如春风化雨般向我们道来。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76岁依然在易学研究领域耕耘的刘大钧先生，不仅和我们谈了易经的先贤智慧，更谈了中西方文明交融给经学带来的创造性发展，谈了从西方学者将心理学与经学学科交叉当中得到的启迪，谈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开阔境界和开拓视野的期待。先生学术研究功底的深厚、对研究前沿的敏锐、对赓续山东大学哲学研究学脉的殷切心情让人肃然起敬。是的，大道生生。易经历经千年的古老智慧，正在一代代研究者的传承与创新当中不断发展延续，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