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山东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库专家，全国软科学研究会专家库首批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科技哲学、科普、齐鲁文化等，著有《科技哲学视野下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科技与社会引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追寻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等，主编著作10余部，曾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近300篇。先后获全国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1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9项，山东省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6项，山东省“精品工程”奖1项，主持全国社科规划、省社科规划和省软科学项目多项。
山东大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近期，《马来平学术资政文存》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省内大众网、齐鲁壹点、山东商报等众多媒体报道后，民建山东省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官方网站相继转载，读者纷纷点赞。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这本新作？
马来平：上世纪90年代迄今，我先后担任山东省、济南市政协委员和省政府参事。二十多年间，在做好科研和教学本职工作的同时，“学术为本，参政议政”，心得良多，积累了不少文稿。我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将这些文稿收集、选择并整理出来，构成了这本书，主要包括心得体会、文化漫笔、政治短论、资政建言、受访答问等内容。这本书的特点，一是突出了“学者如何参政议政”的主题，二是融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和励志性于一炉。所以，对各民主党派成员、对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担任政府参事、文史馆员的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记者：您大学学的是半导体，后来却在儒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这个跨度实在太大。是什么让您转移了兴趣，对哲学心向往之？
马来平：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哲学，更是大力提倡学哲学。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就已经对哲学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作为山东郓城一中（当时为省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我一头钻进了学校图书馆，埋头阅读哲学书籍。在下乡期间，又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哲学书籍，萌生了将来投身理论研究的强烈愿望。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山东大学机关做了两年行政工作。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起人李庆臻先生，发现我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大学学的物理学，便选送我到教育部委托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师资班”进修。1979年，我跨进了新成立的文史哲研究所，专职从事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青年时代的梦想得以实现。
记者：您作省政协委员期间，一直积极参政议政，坚持为农民群众发声，并引起一定反响。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马来平：我自幼在巨野长大，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一直到25岁才离开农村。参加工作以后，我跟家乡的联系一直很密切，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
有些人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素质低。其实农村藏龙卧虎，农民有着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在乡下时，亲眼看到村里有天赋超常的小姑娘，跟着广播听两遍歌就会唱；有记忆力惊人的老大爷，白天看完《三国演义》《水浒传》，晚上便能给村里的农民讲；有从来没学过开拖拉机，却坐上就能开的青年人等。我对农民打心眼里尊重，所以总是尽我所能帮助农民。早年家乡来人找工作，我便领着他们走街串巷一家家去问；逢年过节，我家常常成为乡亲们聚会的固定“窝”点，其乐融融。
我来自农民，是人民哺育了我。我深知农民的艰辛，了解他们的忧乐。我当了政协委员，曾连续递交了两份关于农民工和职业教育的提案，呼吁政府重视农民工的权益和技能培训。这两份提案引起了济南市劳动局的高度重视，他们邀请我参加座谈会，专题研究提案落实问题。
记者：在学者参政议政方面，您一直坚持“以学术为本，参政议政”，恪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准则。请您就学者参政议政谈谈体会。
马来平：首先，学者参政议政是本分和责任。参政议政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学者作为公民中的一员，更不应当有意回避政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其次，学者参政议政是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需要。学者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其专业服务于农业、工业或教育界等。学者参政议政，扩大了党和政府决策时听取民意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
第三，学者参政议政可以和学术研究形成良性循环。在时间和精力上，学术研究和参政议政是会有一定冲突的，但是只要坚守学者本色，善于以学术的眼光看问题，二者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特别是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适度地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是接触社会、参与实践和倾听大众呼声的好机会。利用这一机会，学者们可以发现社会发展提出的亟待本学科研究的问题，搜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经验材料，汲取社会各界所蕴藏的有利于解决学科难题的丰富智慧，这些都是从书本上难以得到的。此外，运用专业知识参政议政，也是专业知识的一种应用，对于发展专业知识极具建设性意义。
我最初关注到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就得益于省政协组织的一次“中国梦”座谈会。当时有10多位参会的厅局长和学术专家。我从专业角度出发作了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主题的发言，核心观点是“儒学对科学有促进作用”。然而，当时有的与会者认为儒学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如果儒学和科学技术不相容、阻碍科技发展，那么弘扬传统文化还有必要吗？所以，从那次座谈会以后，我便下定决心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作为今后数年的研究方向，一定要澄清这个问题。
记者：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少人、甚至一些学者也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您怎么看？
马来平：归根结底，儒学与科学是“善”与“真”的关系。尽管儒学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追求以“仁”为核心的求善的哲学。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常常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求善、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让自然万物之知服务于德性之知，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
反过来，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所求之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历史上儒学尽管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其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此外，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吸收儒家伦理对处理好这些关系，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
记者：在儒学与科学关系的争论中，如何让人们坚信，儒学对科学有着积极的一面呢？
马来平：儒学长期背负封建文化的恶名，围绕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长期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否应对此负责？明末清初西方发生近代科学革命之际，传教士正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中国为什么没能抓住“机遇”把西方科学革命引入中国？当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否应该负有责任？
其实，近代科学虽然没有在中国产生，但中国对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科技成就，以及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典籍，对西方科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科学诞生的原因是多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清教主义和科学在精神气质上的意外契合等，都是近代科学先在西方诞生的原因。尽管近代科学的产生与文化因素有关，但文化并非决定性因素。近代科学最早在意大利萌芽，英国促成其高潮，后来德国、法国也对其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代科学主要与这几个国家有关系，但我们不能说，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都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并不能说明儒学是阻碍科学发展的。
明末清初乾嘉时期，正好是西方科学发生时期，那时传教士正在中国传教。但由于通信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他们对西方世界当时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而且，这些传教士人数不多，想要依靠这些人把科学的火种引到中国来并不现实。当时也不具备派人到西方去学习新技术的条件，因此所谓“错失良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为此，我率先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概念，呼吁把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展专门研究。科技儒学的研究对象是儒学的科技内涵（儒学所包含的与近代科学息息相通的因素），以及科技与儒学的互动关系。科技儒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回答诸如儒学与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关系等疑难问题；厘清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发展史；深入儒学内部，阐明儒学基本理论、核心观点与科学的关系；开展儒学主要流派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推动儒学适应现代科技的需要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阐发儒学的当代价值等。
记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儒学受西学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
马来平：西学东渐对儒学的冲击，首先在知识层面。儒学尽管整体上属于哲学，但其理论抽象度不高，带有一定的经验色彩，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有些是错误的，比方说《孟子》中的“心之官则思”，以及张载、邵雍、程颐和朱熹等理学家关于“蜥蜴生雹”的观点等。西方科学传进来以后，这些知识很快就被纠正了。
其次，受冲击的是儒学的理论内容和结构形式。整个说来，儒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比较薄弱，与实践发生冲突的情况比较多见，经不起西方科学的冲击。比如“夷夏之辩”说，《孟子》《论语》都有谈及。这一理论在中国根深蒂固。西方天文学传入后，中国不少人很快明白，中国只是地球上众多国家的一个，夷夏之分是没有道理的。此外，儒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方面，也受到了西方科学的作用。例如，受《几何原本》的影响，乾嘉学派领袖戴震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易学哲学体系，以及晚清康有为的今文经学重要著作《人类公理》等，都开始运用公理化方法谋篇布局了。
第三，基本观念的变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儒学充满对人生和社会的睿智思考，但却缺乏自然科学基础。西方科学通过丰富的天文和地理知识（如天体结构、星球运动、赤道、南北极、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等），纠正了儒学持有的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
在西方科学的推动下，儒学开始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
记者：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哪些变化？
马来平：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科学主要从属于儒学。应当说，儒、释、道都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道家的炼丹术，与古代化学大有关联。不过，儒学是整个文化的主导部分，是意识形态，影响最大。儒学典籍所包含的科学材料之丰富，以及儒学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作用之深远，是中国其他文化形态无法比拟的。
由于中国传统科学主要包容于儒学之中，所以西方科学对中国传统科学的作用，是西方科学对儒学作用的一部分。在西方科学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科学主要发生了几方面的变化：一是短期复兴。明末清初，在西方科学的刺激下，中国民间科学勃兴，相继涌现了薛凤祚、王锡阐和梅文鼎等一批布衣科学家，创作了《历学会通》《晓庵新法》《历学疑问》等一批旨在会通中西的历算科学名著。到了乾嘉时期，这种复兴局面更是达到了高潮。乾嘉学人普遍重视学习西方科学，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搜集、辑佚和校勘了一大批已经失传或稀见的古代科学名著。二是初步纯化。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科学各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占验内容，如天文学中的占星术、数学中的“内算”和地理学中的风水术等。在中国传统科学内部，科学内容和占验内容胶着在一起，进而导致中国传统科学充满神秘性。在西方科学的影响下，自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学开始与各领域的占验相剥离。三是开始理论化。《几何原本》引进后，其公理化演绎方法影响日炽。于是，当时中国传统科学各领域，不论是个人著作还是集体著作，都以西方科学为榜样，注重命题证明、原理追溯和体系构建等。
总之，西方科学作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过程，既是中国传统科学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科学百川入海，逐渐汇入世界科学主流的过程。
记者：如何发挥山东大学的优势，创建全国乃至世界儒学研究的高地？
马来平: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尽得天时、地利、人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高度重视；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孟等儒学创始人以及历代一大批儒学大师都是山东人，而山东大学素以古文、古史、古哲见长；目前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梯队合理、阵容整齐，上下团结、斗志旺盛。
天时各地共享，地利客观存在，发挥本土的优势关键在人和上下功夫；通过强化人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天时和地利等优势。如何强化人和，这里我想说四点：
第一，加强领军人才群落的建设。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亟需领军人才，已成共识。正像生物的生长具有群落性，受地区的限制、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在相邻个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一样，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也具有群落性，需要团队（更确切地说是梯队）的配合、一定的研究条件和适宜的研究环境。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很重要，为领军人才提供优良的梯队、研究条件和研究环境更重要。
第二，优化科研力量配置。山大儒学研究的目标是要引领国际。所以在突出重点和特色的同时，在儒学研究的政治、伦理、生活、教育、科技等方面需要部署和储备一定的研究力量。这样做，不仅能够使山大的儒学研究有一定的覆盖面，而且在社会需求面前，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苦练基本功。现在山大的儒学研究力量已十分精干，但要做到后劲十足，仍要强调苦练基本功,其中最紧要的是熟读以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著作。在儒学科研队伍内部，营造浓厚的熟读经典氛围，抑制浮躁倾向。宋明理学已经很重视熟读经典了，但依然被乾嘉学派批评为“恃胸臆为断”。或许这个批评有点过头，但决非吹毛求疵。其间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第四，支持地方文化研究。中华文化包含多种形态，但以儒、释、道为主干。主干文化辐射到各地，会结合当地特色产生出形态各异的地方文化。比如黄河文化、泰山文化、泉水文化、水浒文化、麒麟文化等。地方文化和主干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旳一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地方文化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往往也是主干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地方文化具有地方性、民俗性，最直接地反映了老百姓的价值理念，是主干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研究地方文化是深化主干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另外，各地政府和老百姓对地方文化很有感情，也很支持有关的研究。所以，高校儒学研究人员如果对地方文化研究给予适当的支持和指导，将有利于扩大队伍，打一场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民战争。
（原载于山东大学报2020年11月25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