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今天，新一代的神经内科医学生仍有机会得到91岁高龄的山东省神经内科创始人的亲传抑或感召。翻开《现代神经内科学》，那是由他主编的；或者，查阅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图书馆里那些泛黄的医学著作，看看书的最后一页，借读卡里填满了“李大年”这个名字。
李学员那年52岁 建成山东首家神经病理实验室
丰年始自春。1980年，川流不息的上海火车站出站口，全国各大医院的青年才俊陆续走出来，扛着被褥，亦背负着梦想。刚刚成立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邀请美籍华人卢德泉教授来华，举办第一届全国神经病理进修班。我国的神经病理学专业学术组织，还是在这五年之后才成立起来。彼时，神经病理之于很多省份的神经内科学，尚属空白领域。
正因如此，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学生寝室里，光板上下铺上铺满了各色自带被褥。角落里，一位已然是医院建院史上首位讲授神经病学的教师，正在翻看学习笔记。
他就是李大年，时年52岁。
比起年轻的同学，李大年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很多。27年前，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正是在这里师从张汝昌教授，参加高级师资班专修神经精神病学。
结业后，李大年被分配到山东医学院。时任医学院院长方春望教授，亲自安排他到山东省立二院(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科工作，并开设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专科门诊。次年，医院建成了山东省内第一个神经科。
这次学成归来，李大年开始筹建神经病理实验室，以便能够进行神经病理及肌肉病理的研究工作。说是筹建，没有病理设备、没有解剖标本、没有试剂、没有技术员、没有资金……筹建从何谈起?
李大年和同事们把有限的研究经费攒起来买了一台显微镜，“神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了第一台设备；标本来得也不容易，每例尸检，李大年都要亲自指导切脑，所做切片标本都要亲自做镜下检查并写出详细报告。
柳暗花明，往往在山穷水复之后，而且来得顺理成章。
当时，相关领导偶然间了解到李大年的这份执着，很是感慨。不久，实验室争取到了省财政厅一笔专项经费。那些日子里，李大年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投入到神经病理研究工作上来。1985年，山东省首家神经病理实验室正式建成。
然后，玉汝于成，毕路蓝缕……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李大年掸了掸显微镜上绒布的灰尘，鼻子一酸——1980年代末，由于争取尸检异常困难，加之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实验室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耗下去不是办法！李大年猛地掀开绒布——需要做点什么，改变这困境。他派吴金玲、张松到福建医学院和解放军301医院学习肌肉病理的取材、染色和读片。
后来，李大年的研究生焉传祝、刘淑萍等也先后加入到肌肉病理研究团队。
再后来，医院神经病理实验室走到了全国前列。
过尽千帆，李大年只有一句话:“艰难自知，不足为外人道。”
2013年，李大年教授(中)获得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终身奉献奖”
李老师讲出艺术 课堂之外身教更胜过言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山东省内众多神经内科知名专家出自李大年门下。
讲台上的李大年，大多数情况下，每堂课他讲完最后一句话，不早不晚，下课铃声正好响起。“听课的学生都知道，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上。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小讲课，我都认真准备每一节课。”
“讲课是门艺术。”教师李大年的课有漂亮的“开场”——“我很注意授课的开场白，一定要在开始的几分钟，把听者的注意力抓住。”
他的课有精彩的“互动”和“包袱”——“对于易懂的地方要放手交给学生讲，给他们机会锻炼，如果有难懂的知识点，要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难点解开，然后讲解给大家。”
他的课还有恰如其分的“客串”——“我经常会邀请患者和我一起到教室去。在征求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带学生一起做一些检查。通过这种授课形式，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焉传祝一度很不解:为什么每次向老师请教问题，对方总是能推荐一些专业杂志的文章，甚至连期刊具体的卷期也能准确告知。直到去过李大年的书房，秘密终于揭开——
老师阅读文献时会把做的笔记抄录到卡片上，卡片按照疾病英文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查找十分方便。日积月累，卡片已经装满了好多个盒子。
最让焉传祝感动的是，耄耋之年的老师对他说:“你们都太忙了，我现在比较闲，如果有需要找一些文献，我可以帮你们查。尽管我现在不在临床一线工作了，但我仍喜欢在网上浏览有关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进展。”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杜怡峰至今记得，在医院一次重症监护病房的会诊中，一位青年女性患“急性脑梗死“入院，几乎做了所有的检查均未找到梗死的原因。李教授仔细询问病史并细致地进行体格检查后表示，在患者的心前区闻心脏杂音，建议经食道心脏B超排除“卵圆孔未闭”。后来证实，李教授的判断准确无误。
“他用事实教育我们:扎实的基本功，是任何先进仪器都不能比拟的。”杜怡峰回忆，在另一次医院的疑难病人的会诊中，李教授在解决了病人的诊治问题后，又对该病人的随访做了要求和安排，充分体现了一位大医的严谨治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
“1997年5月，我奉命组建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科，当时可谓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有的只是年轻人满腔的创业热情和冲天干劲，我们是在先生无私的奉献和热情的帮助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爬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毕建忠说，“先生当时年近7旬，但仍坚持每周查房、讲课，每有危重疑难病例随叫随到，对后生晚辈真正做到了传帮带。”
李医生有“三学” 他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曾有李大年的学生给一位肌肉消瘦无力的患者做过肌肉活检，最终病理报告为选择性Ⅱ肌纤维萎缩，为非特异性的肌肉病理。10年后这位病人因病情加重、行走困难，找到了李大年。
仔细察看后，李大年没有立刻给出处理意见，而是让病人下午再来。原来，趁午休的时间，他要再看一下10年前的肌活检病理切片。结果，他在切片的边缘看到了一个被其他医生忽略掉的典型血管炎改变。结合患者感觉性共济失调的临床表现，他考虑为血管炎所致的周围神经病。最后，经全面血清学检查，证实为红斑狼疮导致的系统性血管炎性周围神经病。
不仅这一次，李大年看病总是特别慢。一来李大年看的多是些疑难杂症，病情比较棘手，二来他每次都要仔细地询问病人的具体情况，细致地为病人做检查。
“病人来看病不容易，尤其是神经内科的病人，很多自身活动不太方便。既然给病人看病，就要对病人负责，即使花的时间再长，也要把病看明白。”因此，每次李大年看专家门诊都不能按时下班。
“如果我今天看一位患者心里没底，做不到胸有成竹，那我会请他明天再来。因为有些疾病当时暴露得不够完整，或者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引起，我会在当天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第二天患者也不用挂号，直接来找我。”他说，“我接收的很多门诊的患者，因此处理而治愈的几率增大。正是因为‘凡事认真’，所以挽救回来的危重症患者还是挺多的；也正是因为对患者认真负责，医患关系也比较融洽。”
曾经有一位病人看过李大年的门诊之后，又跑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接诊医生一看病人的病例，干脆地说:“你之前不是找李教授看过了?那还有必要来我们这看吗?要是连李教授都看不好的话，恐怕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了。”
其实，年轻的时候，李大年就是个善学的大夫。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位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当时病人家属已经准备后事。原来，患者之前病发的时候，主管大夫会给他打针注射一种药物，一打针症状就消除。但这种药物用的次数多了对身体副作用很大。他的主管大夫却认为这种药物疗效迅速，一再加大剂量注射。
后来，李大年接手了这位患者。“其实，这个病就是‘重症肌无力’，普通的葡萄糖酸钙就可以治，国内有专家发表过这方面的治疗经验。我照此给这位患者用药后，他恢复得很快。出院后在路上遇到我，他老远就冲我打招呼。所以，你不认真去了解更多的疾病，不能轻易下手给患者治病。”
“遇到问题，你需要时间去认真想办法，多看点书，国内外的专业书籍与文献都可以看。视野开阔后，一旦发现某位患者的病症你曾在书里见过，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诊断了。同时也要多创新出更有利于患者的新方法，只要对患者好，有利于患者的事情，就要想办法去做。”李大年说。
2013年初，85岁的李大年被授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终生教授”荣誉称号。也许，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图书馆那本英文版的《Clinical Neurology》(临床神经学)，早就预示了这一天。在这本书的最后，早已泛黄的借读卡上填满了“李大年”这个名字。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当个普通医生容易，要想成为专家则很难。”李大年经常这样对学生说，“想发财就别去当医生。作为医生，向老师学习、从书本中学习、从误诊误治的失败中学习，这是医生终身不变的学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