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朝鲜史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及美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重要高端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陈尚胜教授在教学一线，一干就是三十五年。2019年，他获得了“山东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采访陈尚胜教授是在他的办公室。提起获得的众多学术声誉，他十分淡然；而谈起他的经历、教学和他所热爱的科研，他浓浓的兴趣就来了。
当年为轻松选择学历史，读研时却调配至中西交通史专业
陈尚胜教授出生于安徽潜山，高中毕业后，于1976年春在家乡所在的乡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师。他说：“在中学教历史课程会比较轻松。”于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填报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并被录取。
大学四年的学习，他喜欢上了历史研究，尤其对明清史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那个时代学术刊物不多，山东大学《文史哲》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学术刊物。1981年，他本科毕业时报考了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
进入山大读研，正赶上历史系开始筹建“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系领导希望陈尚胜转到中西交通史专业，师从年届八旬的郑鹤声教授，学习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他深知该专业的学术难度很大，但还是服从了学科建设安排。
读研期间，他学到了郑鹤声教授重视史料的治学传统，还特别喜爱钻研探讨学术问题。在第一学年，研究郑和下西洋问题时，他就从内政与外交关联的角度写了一篇作业，对前辈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诸多观点提出了异议，并结合当时明朝迁都北京与海防的关系，写出《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论文。他把这篇文章寄给当时的系办刊物《南开史学》，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的推荐下，刊发在《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上，并且作为该期首篇论文推出。第二年，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他见到我国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厦门大学中外关系史专业韩振华教授。韩振华教授之前读过陈尚胜的这篇论文，以为他是位中年教师，相见时看到他这么年轻，十分吃惊，让他的助手邀请陈尚胜去厦大读博士。这场际遇加强了他的学术自信心。
读硕期间，陈尚胜教授在阅读清人编修的《明史》过程中，看到有关记载明朝管理海洋国际贸易机构——市舶司及其制度特别简单，而且对照明代人文集和明代官方纂修的《明实录》的相关记载，发现舛误甚多，在征得导师同意后，即以《论明代市舶司制度演变》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在历史学界，制度史研究向来考验一个人的功力，需要从大量文献中弄清制度的起源、层次结构、发展变化等问题。他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前往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福建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以及南大、复旦、厦大、中大等校图书馆去查阅相关古籍史料，还读到不少善本、古籍，甚至孤本。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文史哲》编辑部老师提出，把这篇论文的主要部分留在该刊发表。
有趣的是，后来陈尚胜教授在自己家谱和明人文集中，居然发现祖辈陈克宽（陈尚胜教授是陈克宽的16世孙）在1518-1520年间曾做过浙江市舶司提举，冥冥之中他似乎与市舶司制度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有着不解之缘。2017年，他被学术同行推举为“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
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
1984年12月，陈尚胜硕士研究生毕业，本想在沪苏皖沿江地区找一家高校教书，山大历史系领导坚持要他留校。从此，他的学术生命与人生轨迹，与山大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留校后，他主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山大历史系在本科教学中系统开设了中国对外关系史课程，当时只有全国几所重点高校才具备这个师资能力。1986年底，教育部对山大历史系下达了“七五”规划教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编写任务。在时任系副主任张志宏教授的组织下，陈尚胜与系内以及复旦、南大的八位同行一起，历经三年编写出文革后首部中外关系史教材，此后又经教育部和外交部邀请专家审核，在199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国内一些大学历史系在开设中外关系史课程时，也纷纷将这部书作为他们的必选教材。
陈尚胜教授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他在承担“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本科生教学任务时，一开始就要给学生布置阅读原始史料编写资料长编，并要求在读资料长编基础上写读书报告。为了防止有人偷懒而抄袭其他人所编的资料长编，他都是提供比听课同学数量多两个题目的选题，譬如“明朝洪武至永乐时期对外政策资料长编”“清朝乾隆时期中英关系资料长编”“清朝乾隆时期中越关系资料长编”等，交由同学自己选择，但不可重复选题。他要求同学们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搜索本校图书馆中尚未收藏的域外史料，用中外两方面史料来完成国别关系的史料搜集任务。同时，他指导学生注意涉外问题与内政的关联性资料，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思考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他看来，让学生们阅读史料并整理史料，按年、月、日对资料进行排列，历史事件的先后关系才不会发生错乱颠倒。让学生把零星资料连缀成系统，从而避免历史知识的碎片化和浮躁之论。
进入21世纪，陈尚胜教授开始结合自已十余年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教学，思考学科体系问题。他意识到，把中国对外关系史分别划分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虽然照应了史学界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划分，却割裂了清朝前期与清朝后期对外关系演进的完整性，损害了这个分支学科的主体性。他提出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来代替“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根据他的表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是指1901年清朝完全采用西方外交制度与礼仪前的中国古代王朝以朝贡体制来主导的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这与后来通过签订条约用“邦交体制”主导的“中国近现对外关系”完全不同。“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决不是只关注“朝贡”本身，而是需要对“册封”与(外国)“朝贡”关系行为、对外政策、涉外思想观念，进行研究甚至是链接关系研究，需要一个“现代参与”和“对话现代”的意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才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文化学院的同学都知道，陈尚胜教授是一个很严格的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他反对在研究生课堂只做单纯的知识灌输。他带领的中外关系史学术小团队，每年都要根据学界研究新论著，修订教学大纲和参考书，要求大家在系统阅读基础上每周进行一次深入讨论，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每个寒暑假，他会给学生列一个书单，让同学们在假期做准备。开学后，在讨论课上，以一两个学生为中心作主题报告，其他同学之间互相讨论，然后他做总结。同学们通过讨论课在学习与思考方面大有收获，学术研究能力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他总是推荐优秀的硕士生到相关研究条件更好的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已有多位学生在他的推荐下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近几年，他指导的本科生王奕斐曾获全国历史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二等奖；本科生姜博曾获山东省优秀学位论文奖；博士生周国瑞的毕业论文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敢于学术拓新，一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研究
自1989年以来，陈尚胜教授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四项，承担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一项，参加外交部基础研究项目一项，承担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研究项目一项。他设计或应邀主持的这些项目皆着眼于学术拓新，项目之间所涉领域跨度也非常大。
陈尚胜申报的“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获得国家首届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成为首次立项的青年基金历史类22项课题之一。在这个项目中，他着力探讨明清王朝对外政策演变，探讨从明代的中日关系，向清代的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的嬗变过程。这个项目结项，促成他的《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著作于1993年出版。
1992年，陈尚胜教授的课题“明朝海外交通与筹海问题研究”，再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结项后，于1997年出版著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该书出版后，曾被北京的万圣书园评为该季度十大畅销书中的第五名；而中国台北的鸿禧美术馆也曾以该书主旨筹办中国海洋兴衰史主题展览。
同年，中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陈尚胜教授即禀请孔令仁等教授一起向学校提出建立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建立后，根据山东省的地缘特征，他转向中韩关系史研究，他写的通俗易读的《中韩交流三千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6年，他以朝鲜王朝派往中国的朝贡使节所写的“朝天录”和“燕行录”为研究材料，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申报课题并获得批准，最终研究成果以《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为书名出版。近十余年，学界研究“燕行录”蔚然成风，成为“从周边看中国”研究的主要史料依据。
1999年，陈尚胜教授参加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承担的外交部“中外文化交流史”项目，承担其中的五卷本中第一卷，阐述自先秦至15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接受这一任务后，他把重点转入自己以前较少关注的考古学材料。这个项目结项，他的著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于2002年出版。
2002年，当时学术界的主流学术观点是：“清朝是闭关的，闭关造成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在陈尚胜教授看来，“闭关”只能反映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根本属性，并没有揭示出清朝在国际贸易政策内容上的问题所在。根据他的研究，鸦片战争前清朝国际贸易政策的症结在于对本国参加国际贸易商民所采取的贸易条件、关税待遇等，完全不及外国来华贸易商人受惠。因此，它只能造成中国商民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他的课题《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这个项目在2006年结项时，被评定为“优秀”，并接到国家社科文库的入选通知。接到通知时，他早已全身心转战到到另一个课题“清史工程”中。
“清史工程”是由当时文化部、教育部等七部委主导的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清朝外交史的书写不仅政治性强，而且搜集相关国家史料又非常不易。2005年7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邀请陈尚胜教授承担《清史·邦交志》（上卷）的纂修工作。经考虑再三，他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根据项目要求，新修《清史·邦交志》上卷是写清朝与周边邻国的政治关系。陈尚胜教授根据不同国家分组搜集相关资料，并把清朝资料与具体相关国家资料按时间关系做混合编排，形成清朝与某国家关系长达2800余万字的资料长编，并在此基础上写成35万字志稿。这个项目原计划5年完成，他却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项目结题时，《清史·邦交志》书稿受到了专家组的高度认可。
2017年，《清史·邦交志》书稿完成后，陈尚胜教授又以《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课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获得批准，他开拓了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坚持国际学术对话和讨论
陈尚胜教授决心做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缘于他与韩国、日本学者一起进行东北亚共同历史研究时，感受到用一国史料讨论三国关系的困境和民族主义对于共同历史的认知障碍，于是期望通过这个项目，把分散在中、日、韩三国的壬辰战争史料进行整理和翻译，以使研究者突破一国史料的局限。
从2017年开始，陈尚胜教授每年组织主办“壬辰战争研究（国际）工作坊”，邀请国内外研究同行来山大交流讨论并形成共识。时至今年，已举办了三届国际研究工作坊，吸引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许多高水平学者参会，甚至还有日本九州大学的博士生自费前来参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许南麟（韩裔）认为，山东大学所主办的壬辰战争研究工作坊，已是一张国际学术名片。在开始这个项目前，陈尚胜教授就已撰写论文，对韩国学者有关朝鲜供应明军粮饷而造成朝鲜军队解体的观点提出讨论，指出了明朝从山东等地区大量调运粮饷和朝鲜运输体系瘫痪，以及朝鲜军队在明朝出动援军之前就已解体的事实。
重视学术讨论与对话，是陈尚胜教授学术研究的一贯风格。在介入中韩关系史研究之初，他就新罗人在唐朝是否具有治外法权展开讨论，并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在《历史研究》和美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上发表。针对有的国外学者批判中国的天下主义（朝贡制度）和用学术非议“一带一路”的研究，他连续撰写两篇长文《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不仅论证了明清时期朝贡制度在周邻边境事务和东亚地区多边安全事务上的积极功能，而且揭示出朝贡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关联制度，在内容和性质上的本质差别。而对于有国外学者认为，清朝在1899年与大韩帝国达成的《中韩通商条约》，具有单方面拥有治外法权的帝国主义倾向问题，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一文，结合1899-1900年中韩商民诉讼的多起案例分析，认为这个条约已互有司法主权让渡，双方在治外法权待遇上具有对等性。
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介于国别史与全球史之间的东亚区域史，在近二十年来尤受重视。日本著名学者滨下武志提出“朝贡贸易体系”论，力图揭晰中国在形成“东亚经济圈”中的主导作用。陈尚胜教授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的东亚乃至亚洲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殆无疑义，但把“朝贡贸易”作为中国主导亚洲经济体系的机制却有问题。他提出“互市贸易体系”论（中国王朝允许中外普通商人从事国际贸易的制度），认为民间商人的国际贸易网络才是影响当时亚洲经济体系的主要机制。而对于有的学者根据清朝在19世纪前40年进出口贸易关税不断增长，来认定鸦片战争前清朝国际贸易繁荣的观点，他创造性地提出“主动贸易”（中国商人出国贸易）与“被动贸易”（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两种国际贸易类型，具体考察了当时关税增长与被动贸易不断扩张的密切相关。他表示，这种关税增长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西方对华贸易扩张，和中国商民国际贸易的急剧萎缩。
在与陈尚胜教授的交谈中，他广阔的视域、突出的学术问题意识和严谨的科学论证学风，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十分惊奇陈尚胜教授为什么会找到这么多学术新问题，提出这么多新创见?他笑言：“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伟大时代，现实中对外交往的丰富多彩，正好给我们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人提供了求索历史的诸多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