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这句话用来形容文科学者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甘守寂寞，离不开“只计耕耘不问收”的崇高追求。近日，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公布，山东大学10项课题获准立项，立项数目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一位。山大视点网站对此次获立项资助的部分学者进行采访报道，以鼓励山东大学广大教职医务员工继承和弘扬山大人“基础扎实、学风朴实、做事踏实”的优良传统，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
孙圣民，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17年专著“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的应用”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记者一直倾慕科研工作者做科研的那份定力和勇于创新的魄力，近日有幸带着“人文社科领域学者是如何在科研领域持之以恒地做科研、推进交叉学科研究的？”这个问题，采访了孙圣民教授，了解了他是如何坚守岗位、创新思维，不断推进交叉学科研究工作的。
求知：为解决问题而学
孙圣民的学术起点始于1993年，这年他考入山东大学成为管理科学专业的一名本科学生。一直以来，孙圣民认为，做研究要想不迷失方向，需要一个灯塔指引，那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
本科毕业后，孙圣民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了四年的“社会大学”实践。在一次辖区企业调查中，大家普遍反映企业经营困难。通过深入座谈，孙圣民发现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的成效，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外部的社会环境影响，特别是宏观层面的产权、财税制度等。孙圣民当时就萌发一个疑问，为什么文件上的制度规定是“硬”的，但现实中却是“软”的？制度为什么总是挂在墙上却不好落实？就此问题，他提交了调研报告并引起相关领导重视。
带着这个问题，2001年，孙圣民重回母校，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攻读西方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方向硕士。攻读硕士期间，孙圣民重点学习了制度变迁理论，了解到制度问题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而转入政治经济学专业继续深造。
为了更好地解答上面的问题，2004年，孙圣民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继续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与导师合作，孙圣民以新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案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他说：“这也算是对自己当年实际工作疑问的一个初步回答。”
了解到制度变迁是长期的动态过程，现实中往往不易观察，制度变迁的案例更多潜藏在历史的长河中。孙圣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进行制度变迁研究时，分别选取了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新中国土地制度为案例，无形中已经一只脚跨入了史学大门。2007年，孙圣民顺理成章地到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从学术履历中可以看出，孙圣民在山东大学完成了本、硕、博和博士后的学习工作经历，可谓“从一而终”。学界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孙圣民是山东大学忠实的粉丝，整个学术生涯从未离开母校。”孙圣民则认为，不离开母校，是自己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求新：创新思维进行跨学科研究
经济学和史学都设有经济史专业，但相差很大。在两年史学博士后工作中，孙圣民深感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之间范式差异为经济史研究造成了困扰。当单一学科研究遇到瓶颈时，孙圣民考虑进行跨学科研究，以解决研究中遇到的困惑。
为了给自己寻找解困良药、解除自己研究范式的“精神分裂”状态，孙圣民将关注点聚焦在了西方历史计量学这个学科。美国的诺斯和福格尔两位经济学家，开创了历史计量学，将经济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孙圣民梳理了这个学科国外五十年的发展情况，并将西方史学和经济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冲突、融合和发展的历程，从方法论角度予以解构，介绍给国内学界同仁。同时，孙圣民以新中国工农业关系与经济发展为例，进行了历史计量学的中国案例研究。从理论和案例两个方面，为推动国内历史计量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做了初步的尝试。这两个成果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上。
博士后出站后，因为拥有史学和经济学的专业背景，孙圣民便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经济学和史学的专业会议，聆听了国内许多不同专业同仁之间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吵。一方面，“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经济史领域中的扩张，工具理性的“霸权”，引发了国内史学界的困惑和反感。另一方面，经济学学科固有的问题和不足，也充分暴露在史学家面前，并受到强烈抨击。孙圣民作为两个专业的“中立者”“调和派”，数次在会议上“劝架”。与双方沟通、解释的过程，触发了孙圣民的写作灵感，认识到学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正在呼唤理论研究的创新。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后，他分别以“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运用的现状”“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运用的思考”为题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和《历史研究》上。前者用文献统计学方法评估了国内经济史中学科交叉的事实。后者从理论视角指出了双方相互借鉴的路径。
与此同时，孙圣民的案例研究也平行推进，通过对史料和数据的再挖掘，运用新技术深化了对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考察”为题与合作者撰写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这为孙圣民的系列案例研究又拼上了一块“拼图”，并为理论的探讨做了最好的脚注。
在国内读到博士后，知识的深度有了。孙圣民深刻体会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主要的困难就是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开阔的视野可以让学术研究走得更远。他认为，在山东大学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习并留校工作，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创造了一个连续稳定的环境，但也造成了他学术视野封闭、知识结构僵化。平时孙圣民尽可能多地参加外省、外校的学术活动，多与其他学派交流合作、多吸收新观点、新思维。
为了开阔视野，继续提升学术水平，迎接新的学术挑战，2014-2015年，孙圣民争取了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做访问学者时，孙圣民就开始思考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辩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有别于西方许多名校，除经济学系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独立设有经济史系和发展系。在分别选修这三个系的课程时，差异化的课程设置，给孙圣民提供了一次比较和思考的机会。经济史系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史专家，发展系的教师中有一些是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在非洲、亚洲执行发展项目的负责人。前者突出从历史视角看待不同国家的发展问题，后者强调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解决发展问题。这都有别于当前经济学系中经济理论的抽象化、数学化、模型化的趋势。这些不同视角，触发了孙圣民从历史观和实践论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经济理论之间关系的经济哲学思考。
鉴于以上思考，孙圣民现在的研究转向成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跟踪主流经济学思路，做中国案例的实证分析；另一方面从中西哲学史、科学哲学视角进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关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哲学。哲学和数学是统领所有学科的知识，前者具有思想高度，后者具有工具理性。孙圣民认为，应该不时在思想和工具中切换，审视自己学科的发展，而不是随波逐流。当前孙圣民的研究聚焦于经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尝试讨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他十多年来研究中对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已为现在的思考埋下了伏笔。通过发挥经济学、史学和经济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孙圣民希望能从历史观和实践论的视角，回答时代关切的问题。
这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专著，汇集了孙圣民2001年以来在经济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内发表的部分论文，主题是讨论经济史中经济学范式的应用，兼论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理论与案例研究。当得知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得以立项后，孙圣民感慨地说：“这已经是我连续第三次申请了，也算得上是屡败屡战，最终得偿所愿。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自己所从事的交叉学科研究与通常的专业研究有所不同，要获得学界认可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
孙圣民的专业研究从管理科学、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到史学，可谓“剑走偏锋”。朋友们风趣地对孙圣民说：“你是财富的弃儿，从赚钱的商科开始，先是转到西方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最后竟然驻足在史学。”孙圣民回答道：“走上跨学科研究的道路其实是‘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的结果。”
求真：坚守岗位精益求精做科研
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孙圣民认为，攻坚克难、愈挫愈勇靠得是对学术的兴趣和爱好，靠得是心无旁骛的严谨和自律，靠得是直面清冷的坚持。
孙圣民一直相信兴趣和爱好才是学术研究的最好导师。在硕士毕业时，他曾经有去省委工作的机会，在工作后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诱惑，工作中也曾遇到看似克服不了的困难和压力，也曾经想过退缩和妥协。孙圣民曾扪心自问，什么是自己最渴望的生活？其实答案就在其内心深处：一个人宅在书堆中，与精神世界中的人共鸣，为理论付诸实践探求可能路径。孙圣民说：“整理一套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花费十二年，构思一个论文思考七年，论文投稿耗时三年四易其稿……那份孤单与寂寞，无处评说。苦乐自知吧。但在学术研究中，思想的翱翔给我自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那一瞬间让我快乐，我想这就够了，人总不能贪心太多。”
科研过程中遇到困难，孙圣民总是积极面对。科研经费不足时，他克服困难的办法就是从小事做起，亲力亲为。孙圣民利用寒暑假时间，整理和录入大量数据，练就了速度很快的数据盲录。从学术基础工作起步，到论文最后成形，这种全程体验对于孙圣民来说在指导学生时成为了宝贵经验。
为做到教学、科研两不误，孙圣民半年做研究，半年备课讲课。一般一次3小时的研究生课程内容，他需要准备3天。除基础知识外，他主要讲授前沿文献，每次备新课，课件经常更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孙圣民两个学期共听了六门课，带回来大量笔记和课件。这些内容现在都成为他上课时的素材。他说：“有些同学年年来听我的课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督促我学习新知识的一种方式。”
曾经有一位可敬的长者告诫过孙圣民，学术的高标准，是二十年后还有人看你的研究成果，这才证明了你研究的价值。孙圣民听从教诲，对学术研究一直心存敬畏，做研究时精益求精，养成了严谨和自律的习惯。他对待每一个作品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担心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留下瑕疵，多年后孩子被别人揪出来向家长问责。在这次申请后期资助过程中，孙圣民认为，申请课题也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即使是已经接近完成的著作。他说：“三次申请过程中每次所做的修改，现在回头来看，都是对著作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写申请和写论文一样，都是越改越好。”
孙圣民是山东大学无数科研工作者中的一员，身上有着科研工作者们的共性——专一、执着、精益求精。在学校双一流建设的路上，留有他们在科研领域不断探索的坚实的脚步。正是他们对科学研究“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的执着追求，以及“心无旁骛”的坚持才使得山东大学的科研项目逐年递增，学术影响力不断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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