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迟缓，各国普遍将教育支出与消费作为教育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重视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增进个人和社会发展、降低社会不平等中的战略性作用。分析全球教育支出与消费趋势，或许能对我国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有所启发。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众多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和教育收入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在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财政困境下，主要发达国家仍将确保教育财政持续增长、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教育支出与消费作为应对后金融危机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至2015年，全球教育支出的复合增长率为7.3%；2015年至2017年，该增长率将会保持在7.5%。其中，幼儿园到高中（K-12）的教育支出最为显著，占比近60%，其次为高等教育，占比25%。
　　家庭非正式教育支出呈井喷式增长
　　比较发现，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的国家，都在资源和政策方面向教育领域倾斜，长期致力于提高劳动力素质，调整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结构。增加教育投入与消费，被视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金钥匙”。
　　近年来，全球大多数国家教育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增加。其中，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经济体的教育公共支出比重均在7%以上。
　　 与此同时，教育私人支出出现全球性普遍增长。据统计，发达国家平均有0.3%的增长。此数据所揭示的私人支出，仅包含社会或家庭付给正式教育组织的费用；而私人其他教育相关支出，如额外图书费、聘请家教费、课外活动费、择校费等数额更大，但因缺乏标准化统计方法而被排除在官方数据以外。
　　根据各国研究者的小范围统计，家庭非正式教育支出已呈现井喷式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支出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公共支出的减少。相反，近年来，发达国家两类教育支出基本实现了同向增长。
　　发展性教育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上升
　　教育支出具有投资性和消费性双重属性。一般而言，公共支出更多被看成是一种投资，而私人支出则具有多重性质。从私人支出所折射的家庭行为意向看，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极为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巴西、智利等，教育私人支出（尤其是家庭层面）更多被视为一种可以获得利润的投资。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除了可预见的、未来可折现的人力资本购买，人们不会有更多的支出用于教育。
　　在转型中国家，如俄罗斯、墨西哥、南非等，经济发展带来教育的私人支出增加，但由于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与社会、家庭、个体的发展战略仍存在层次上的差异，私人支出增加的份额仍然集中于“为获得更多收益而进行的必要支出”。通俗地讲，这些教育的私人支出，反而不恰当地丰富了“应试教育”相关产品。
　　在发达国家，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作用普遍获得了社会心理层面的认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国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教育逐渐具有了娱乐和消遣功能，一部分学习者继续更高层次的学习，不只是为了投资学历学位或渴求未来薪酬增长，而是出于自觉，即某一时间段内，学习所带来的个人满足感和幸福感高于结婚生子、旅游购物、技术培训等其他活动。由此带来了教育支出的结构性转型，即发展性的精神消费支出占教育私人支出的比重愈来愈大。
　　消费性支出是教育财富的核心
　　人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等高收入阶段后，人均收入水平直接促进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的下降和生活消费质量的提升。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表明，美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5%至10%之间，英国和韩国在10%至15%之间，法国、巴西和日本在15%至20%之间，属于极为富裕的生活水平。
　　这些国家都将教育产业纳入国家现代产业结构，形成整体性、配套性教育价值链，挖掘教育行业潜力，扩大消费性需求占总教育需求的比重，引导社会和家庭生产和购买更多优质的教育消费品。
　　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人口作为消费性支出核心驱动力的作用，挖掘教育财富源泉，利用人口的“量”的红利，增加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表明，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经济体均在11年以上。其中，美国、德国最高，为12.9年，澳大利亚为12.8年。美国“教育经费随人(口)走、教育补助随(学)生走”的政策，可能对公民受教育的持续性有所裨益。
　　同时，一些国家在释放人口“质”的红利，在人口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注重在有限的人口基数中，挖掘无限的差异化需求。例如，近10年来，日本社会“少子化”被认为是拖慢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教育私人支出不减反增。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的调查发现，教育支出已经达到家庭总支出的37.7%。
　　供给改革激发教育内需潜力
　　10余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而转移到境外的教育消费急速增加。面对类似情况，阿联酋鼓励性地引入制度，吸引大量境外高校展开合作办学或独立办学，将由此产生的教育消费从境外转至境内。
　　各国都面临着升级的消费需求在现有教育供给体系中得不到较好满足的问题。教育内需潜力的源泉根本上取决于供给端，而制度是影响教育供给水平、质量和结构的重要因素。
　　从宏观来看，不良的制度导致供给抑制，继而导致需求抑制；好的制度则有利于供给创新，继而影响需求变革。
　　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在美国，人们以往对传统课堂的期望局限于教师与黑板，而现在的数字传媒系统不断超越人们的认知，部分学校已经采用的数字交互演示平台甚至已经实现了远程互动教学。在新加坡，政府推出“全民再教育”计划，征收公民收入的4%，用于每年100小时的学习，其中60个小时用于职业培训，40个小时用于兴趣学习。
　　同时，对教育供给方的监管、税收、投融资政策，直接影响到教育供给的制度成本，以及相关教育产品的可消费性。
　　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复杂背景下，发达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院校的投入比重明显低于大学本身的学费收入。这得益于欧美大学所享有的市场定价、自主收费权，无论是私立大学（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还是公立大学的学费都开始快速增长，成为除政府投入以外，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育投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