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益让，山东大学数学学院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曾任山东大学科学与工程计算实验室主任。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承担完成国家级项目、课题20多项，主持研制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工程软件并在国家主力油田推广使用，曾先后在数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获得国家、教育部、山东省、胜利油田等多项科学和技术内容的奖励。
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目光所及之处，书桌上、椅子上，包括窗台上，整齐摆放着一摞摞厚厚的书稿。书桌前，八十岁高龄的袁益让先生正身体微倾，专注地看着什么。
离不开，源于对科研的追求
时光荏苒，距离2005年袁益让正式退休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然而我们仍然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他忙碌的身影。“现在不用参加各种会了，我可以一心一意搞科研。”每天，他都保证至少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风雨无阻。对于这样的生活，他很满意。从成为一名山大老师开始，袁益让就一直走在“上班”的路上，也走在科研的前线，从未离开。
生而有涯，学无止境。袁益让书桌上放着几本著作：《高维数学物理问题的分数步方法》、《环境科学数值模拟的理论与实际应用》、《能源数值模拟的理论和运用》、《三维油气资源盆地数值模拟的理论和运用》，这些都是他退休后的作品。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袁益让右手中指结着厚厚的老茧，原来，这一本本厚重的著作均是由老先生一笔一划手写后打印出版的，手稿所用的纸张是废弃的打印纸，反面写满了整齐有序的文字、公式。一沓沓手稿，密密麻麻的心思，力透纸背，令人钦佩。
袁益让老先生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列满了写书、出书的计划以及辅导学生要做的课题项目。“16年2月份，第五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估计年底第六本书也将出版，我还准备应国外一些出版社的邀请出版外文版，扩大这方面科研成果的影响力……”谈起要做的事情，袁益让思路清晰，也深感任重道远。
或许很多人不明白袁益让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此他回应说：“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现在什么也不缺，还能工作就继续工作，争取再为国家作些贡献。”
1935年出生的袁益让见证过国家饱受屈辱的历史，也见证了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只有国家富强才能不受欺负”，这是一位和祖国一同成长的科研人士最深的体悟，这也是他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时、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颁奖礼上对他们说的一句话，袁益让至今记忆犹新。
离不开，是对山大的热爱
1954年，袁益让考入山东大学。在此之前，因为家境贫困，从小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在靖江卫生院参加革命工作，经过6个月的专业培训后赴农村基层从事医务工作，后又因为人诚恳、工作踏实勤奋被单位推荐作为调干生获得了考取大学的宝贵名额。没有上过高中，他硬是凭借丰富的生物、化学知识积累考进了山东大学，就读于数学系，由此开始了他与山大的一生情缘。
求学初，因为基础比上过高中的学生薄弱，加之当时教学用的是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的晦涩难懂的苏联统一教材，俄语零基础的袁益让遇到了学习的大难题，感觉非常吃力。他回忆那时候，“为了赶上其他同学的进度，我三年没有回家，学校多次统一组织学生到崂山游玩，我一次也没有去”。别的同学做好老师布置的课本习题中的部分习题就可以了，他却是把练习集上的每一道题都做一遍，甚至把一本本教材都背了下来。这样，慢慢地，他从一名零基础的学生成长为一位连老师都考不倒的学生，每一次考试都能考满分。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几乎很难做到的事情，袁益让做到了。
1955年，袁益让获得“山大优秀学生”奖章，由时任山大校长华岗亲自颁发。在山大求学的日子里，他也时时以此为激励，不断挑战、不断丰盈自己。
四年求学已满，成绩优异的袁益让选择继续留在山东大学，而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一名传业授道解惑的教师。从任课教师、辅导员到受人敬仰的教授，他一路走来，脚踏实地，走过坎坷，也收获了硕果。他的头衔多得数不清，曾任山东大学科学与工程计算实验室主任，《计算数学》、《高校计算数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编委……著作等身之外，他还培养了2名博士后、42名博士生（2名外国留学生）、60余名硕士生……
如今，袁益让需要仔细想想才能记起这是在山大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从山大学子到山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山大的热爱让他一直驻守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
离不开，是对故国的坚守
1985年，在山东大学的推荐下，袁益让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师从国际著名数学家、油藏数值模拟奠基人Douglas教授，为期近三年。起初，袁益让因自己英语口语不够熟练感到胆怯，犹豫不决，这时导师莫叶和时任副校长潘承洞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勇气，“一定要去，我们国家现在在某些方面还比较落后，你要去学习中国需要的、对将来国家发展有用的知识”。于是，袁益让带着满腔热血，肩负着学校的期望和使命，毅然踏上了漫漫留学之路。
求学芝加哥大学，袁益让特地到该校经济学院的大厅里数了数，发现共有28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情此景，再念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袁益让感触极大。芝加哥大学给袁益让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参加了许多科研和生产项目，发表了众多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
也是在这一期间，袁益让深刻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差距。在一次聚会上，袁益让的一位美国朋友不无嘲讽地说：“你们中国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可是中国贫困落后，就造了几颗原子弹、氢弹，怎么能称得上是‘霸’呢？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就像你们生产香肠一样”。这番话时时鞭策着袁益让，他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说：“要拼命地学，尽可能多地学到美国的先进理论知识，争取早日回国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三年后，袁益让学有所成准备回国，有国外学者对他放弃美国高薪和绿卡难以理解：“你在美国一年的薪酬，回到中国可能一辈子都挣不到，为什么要回去呢？”在袁益让看来，“我是中国人，就要回到中国，为祖国服务”，这是理所当然、根本没什么好质疑的事情。
袁益让认为，出国能够开拓视野，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和知识，这点毋庸置疑，但身为中国人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中国，我们是主人，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我们才算是不负今生所学。”
袁益让办公室的书柜上，贴满了他学生的作业，每份作业他都作了详细批注。除了这些作业，还有一份份校历也被整整齐齐地贴在书柜上，可以看清日期的是从2001年至今。一张一张校历已然泛黄，袁益让却舍不得撕下来，他解释是“为了纪念”。
从当初的弱冠之龄到如今的耄耋之年，袁益让见证了山大几十年的沧桑巨变。静静看着窗外大成广场上空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袁益让说：“在山大，我至少要再工作五年。”
采访中，当被问到“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时，袁益让认真沉思了许久。“我们学校应该多做大项目、大课题，实事求是，希望山大能成为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顶天立地的世界一流大学！”说到动情处，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眼里一片热忱。让山大更好更强，这样的殷切期盼，是袁益让，以及如他一般每一个山大人，最本心的期盼。
采访手记：采访结束，天色已晚，老先生执意要送记者出门。他一一打开走廊里的灯，“年轻人啊，要努力，要下功夫”，简单朴实的话语从老先生口中说出，仿佛有了更多更深的内容。走出邵逸夫科学馆回头看，老先生办公室的灯依旧亮着，他还在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