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山东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优雅的女士引人注目。她在开幕式上致辞，在随后两天的专题研讨中专注地聆听中外学者的发言，在讨论环节不时就感兴趣的问题和发言者认真探讨。她就是本次研讨会的重量级来宾，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借这次研讨会的良机，山大视点网站记者对裴宜理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准时来到约定采访地点，裴宜理教授开门后用汉语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富有亲和力的笑容，流利的中文，如果不是因为她金褐色的短发和西方面孔，与她交谈甚至会有种错觉，以为眼前这位女士是中国人。桌上放着裴宜理教授刚才正在看的一本《山大故事》，于是，采访就从裴宜理教授和山大的故事开始了。
“我是山大的老朋友了”
“我第一次来山大是1980年，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而我的好朋友周锡瑞在山大做访问学者，他写过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书。”裴宜理教授口中的这位好朋友周锡瑞教授当时还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从事现代中国历史研究。“那时我正在研究华北的农民起义，我来济南看他，山大的历史系安排了座谈，还安排参观了19世纪发生农民起义的一些地方。从那时起，我就对山大尤其是山大历史系有了很深刻、很好的印象。”
与山大结缘和裴宜理教授的研究方向密不可分。她长期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工人运动、社会和政治研究，以及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中国华北淮北地区的农民暴动为研究对象，开辟了对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裴宜理教授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多部中国学研究专著，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出版，其中《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被评为东亚历史研究杰出著作，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并获国际劳动者历史协会1993年著作奖。她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组织能力倍受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肯定和赞赏，在哈佛执教期间曾先后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亚洲研究中心主席，这都是饮誉世界中国学界的著名学术机构。
后来，曾在山大历史系执教的刘平教授翻译了裴宜理教授的两本书，《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以及《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他们成为了很熟悉的朋友。更巧的是，她做访问学者时的导师是著名历史学者崔之清教授，正是刘平教授的研究生导师，刘平教授后来也成为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2013年夏，经刘平教授联系，裴宜理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助理社长再次来到山大访问，与山大开展了进一步合作。她发表演讲，与师生座谈，举办了哈佛燕京学社项目说明会，与山大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时隔一年，山东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主办“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史暨登州文会馆150周年国际研讨会”，裴宜理教授再次来到山大。和1980年相比，她觉得“山大的变化非常大”。在她的印象中，那个时候人们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学校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明显改变，思想也更开放包容。“那时对农民起义等问题的讨论还很局限，现在则活跃得多，也更丰富多元。”
由于从事义和团研究，裴宜理教授与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山大历史学科义和团史研究学术奠基人路遥等义和团研究知名学者都开展了学术探讨和交流，和山大的许多学者建立了联系。光阴荏苒，裴宜理教授已经是山大三十四年的老朋友了。
“我发现山大的学者和学生都很优秀”
在哈佛大学留学研究的华人学者名单中，有一连串灿若星辰的名字：赵元任、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陈岱孙、吴宓、李济、梁实秋、林语堂、竺可桢、梁思成、贝聿铭、成中英……他们多数曾经接受燕京学社资助，也重塑了哈佛大学的文化建构。
成立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由美国铝业大亨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遗产捐赠建成，宗旨是提升亚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水平。作为中美之间首个跨国学术交流机构，学社在两国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重要一笔。
山大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由来已久。1930年秋，早在齐鲁大学时期，学校参与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文化研究合作计划，曾设立国学研究所，老舍、王敦化、范迪瑞等一批学者在执教同时也在该所从事研究。裴宜理教授在这次研讨会宣读的论文是关于齐鲁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关系。她查阅了哈佛燕京学社档案资料中关于齐鲁大学的文件，在论文中肯定了齐鲁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提到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迫由济南迁往成都办学时，国学研究所还聚集了顾颉刚、钱穆、吕思勉几位国学泰斗，大家荟萃。虽然由于战乱、社会动荡、治学理念不同等原因，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学社仅合作了22年，却为齐鲁大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二者也建立了深入的联系。
现在，山大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交流也逐渐增多。据裴宜理教授介绍，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的合作项目包括访问学者项目（Visiting Scholar Program）和访问学员项目（Visiting Fellows Program）。每年山大可以提名5个人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学社会根据他们的申请表和面试情况决定是否资助其为访问学者。学社与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泰国、越南等都开展了合作，每年接收50名国外访问学者或学生，竞争很激烈。2008年，裴宜理教授就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以后，她在哈佛会见了许多来自山大的学者和研究生，“我发现他们都很优秀，”她告诉我们。
这次研讨会，学社也提供了部分经费帮助，与山大历史文化学院讨论确定国外学者名单，并推荐专家参会。如美国威斯利学院的宋美龄讲座教授Ellen Widmer、美国雪城大学教授Terry Lautz等学者，都是经哈佛燕京学社推荐邀请的。
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威斯利学院、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50位专家学者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探讨我国教会大学及近代高等教育在跨国家、跨文化的教育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并比较了同时代亚洲其他国家教会大学及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学者的题目很广泛，文章很精彩，我非常受启发。”裴宜理教授很有感触。“比如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一些贡献，他们为传教带来了最早的幻灯片机和电影设备，吸引大家的兴趣，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有一些文章谈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与当时政府的关系。他们（参会学者）的研究很深入，利用了各种档案资料，有的是访问年纪大的人获得的口头资料，有很多新鲜的内容。研讨会实在是很成功，我希望能把一些文章编成书。”
会后，裴宜理教授和参会学者考察了齐鲁大学老校址（现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和齐鲁医院），她在考察过程中听齐鲁大学校史研究专家田道正教授的讲解时很认真，仔细查看老建筑的牌匾、碑刻，还不时询问和探讨。虽然是第二次来，但她有了很多新发现：“老齐鲁医院的规模非常大，有先进的建筑，也有护士学校，很全面，也很发达。学校里有两个教堂，分属圣公会和长老会，他们有一定的合作，但也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相当有意思。”
谈到学社与亚洲的合作，裴宜理教授说，他们在亚洲有很多培训班，由合作的机构确定题目，“比如，去年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办了三年制的关于城市问题的培训班，和南京大学合办了两年制的关于社会学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培训班，和中国社科院的是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学社支持很多文科和社会科学项目，也特别强调对比的分析方法。同时，哈佛燕京学社也邀请年轻学者到哈佛学习，感兴趣的哈佛老师可以在学社开培训班，学社很欢迎哈佛或者其他国外的老师来演讲。“我们在亚洲的合作单位需要学习什么，我们都很愿意帮忙。”裴宜理教授和蔼地说。
“大学特色的多样性是最好的”
裴宜理教授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一家离开上海，迁居日本东京，她也在日本长大，后回美国。
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教授曾多年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1969和1971年，她曾两次到台湾学习汉语，之后又多次抵台湾从事研究和讲学。1979年，她以美国一个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首次回到中国大陆。
裴宜理教授对中国的感情非常深：“这里是我的出生地。”聊起中国的发展，裴宜理教授的表情很认真。“现在全世界对东亚、对中国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实现这么快的发展，在世界上不仅是少有的，也是独特的。”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对中国都有浓厚的兴趣。同时，看到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几十年间相继迅速发展，中国作为规模这么大的国家，如今的发展也很迅速，“大家都想知道东亚的秘密在哪儿。”她笑称。看到中国的发展，她感到非常高兴。
她在美国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曾获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多个大学和学院的荣誉奖项，并多次往来于中国。在多所世界知名高校的学习、执教和访问经历使她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有更深入和独特的理解。
裴宜理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不同大学要根据各自独特的情况发展特点，而不是所有大学都按同一个模式发展，互相模仿，认为只有像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综合全面的大学才是标杆。
“哈佛是世界一流大学吗？对有的学科来说是，有的学科则不是。”她的语气很坦率。她认为，对有的学生来说，哈佛不是很合适的大学，他们在别的大学可能可以找到对他们来说合适的教育。所以她很强调大学的多样性、多元化。
谈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裴宜理教授说，美国高等教育最好的地方在于多元化。她举了个例子：“我是从一个很普通的私立女子学院毕业的，但是那里的老师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我在那里受到了对我来说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假如我在哈佛大学当本科学生，我不可能受到对我而言那么合适的培训。”研究生时，她去了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很大的综合性大学，她觉得，这些大学都不一样，这是最好的一点。
“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海洋学是全美最好的，中国研究也很突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科学特别强；哈佛的政治学和中国研究都很棒。但哈佛大学不是全能的，哈佛没有地理系，哈佛的东亚研究很发达，但对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则很薄弱。”裴宜理教授说，她并不清楚什么标准适合界定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的中国学。哈佛大学的很多学科很突出，但一些学科可能是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更为出色。“这很重要，因为不同大学可以发展各自的特点，如果每个大学都按一样方向发展，也许很多研究只能做得‘马马虎虎’。”
裴宜理教授相信，不同高校智力和制度上的个性和活力，才是一个成功且可持续的高等教育体系最好的保证。
“我觉得山大在济南、威海、青岛三地办学，形成系统的想法很好。”她说。她希望山东大学可以利用山东的优势和特点，办特色教育。即使人们从世界不同地方远道而来，如果他们对山大的特点很感兴趣，他们就会被吸引。
裴宜理教授表达了她对山大师生的祝福：“我很高兴回到山东大学，并从山大学生身上看到这么多活力。山大要作出独特的贡献，要发展独特的山大精神，这非常重要。这种精神不同于北大精神、清华精神，也不同于哈佛精神、耶鲁精神，而是独一无二的山大精神。”
